关键词：
唐日关系
外交意识
外交礼仪
国书
文化
摘要：
关于唐日外交的研究,此前主要聚焦在文化维度方面,而围绕唐日的相互认识却有待进一步探讨。有学者认为,日本在八世纪初制定了《大宝律令》并且视唐朝为蕃国。然而,虽然日本在倭五王后没有再向中国提出册封的请求,但是唐日外交依然是建立在日本向唐朝朝贡的基础上。因此,是否有必要暂时脱离册封体制这一框架,将日本的对唐认识作为独立课题来研究呢?另一方面,“对等”或“不对等”是阐述现代国际关系和秩序时的用语,古代国家之间是否产生过这样的意识?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以唐使高表仁的争礼事件、遣唐使大伴古麻吕回国后的奏言以及国书问题等发生在唐日外交中的三个事件为研究对象,对尚待解决的问题进行考察,并从中提取唐日两国的相互认识。
本文有两个研究目标。第一,考证高表仁争礼的内容和地点、大伴古麻吕奏言内容的真实性、日本不携带国书朝贡的可能性及“主明乐美御德”这一称呼的使用意图;第二,根据考证的结果,分析并总结唐日之间的相互认识。具体来说,本文由以下部分构成:
序章阐述了问题意识和研究目的,对东亚国际秩序研究学术史进行了梳理,并对有关唐日相互认识的案例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问题点并阐明研究视角。第一章通过对比不同时期赴日唐使的相关史料,对高表仁争礼事件做了详细的考证后指出,所谓争礼并非指天皇在接受国书时拒绝行拜礼,而是高表仁在难波馆的郊劳中拒绝行拜礼,并且认为日本对唐使优待有加。此外,由于唐朝并未在外交礼仪上苛求于日本,所以高表仁的争礼应被视为例外。第二章对大伴古麻吕回国后的奏言进行了考察,主要聚焦于大伴古麻吕一行入朝的时间,考察了蕃使朝见唐朝皇帝的礼仪和规定,认为不可能出现大伴古麻吕奏言中所述的位次情况,也不存在大伴古麻吕在觐见皇帝当日对位次提出抗议的可能性,由此推断奏言内容为虚构。虚构的奏言内容恰好反映了日本与新罗的对抗是以承认并加入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为前提的。另一方面,虽然唐朝重视蕃国的朝贡,但是却并不注重一些无伤大雅的细节。第三章是对国书问题的考察。首先,通过分析史料《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的内容,论证了存在日本使节前来朝贡时不携带国书的可能性。其次,通过对外交礼仪中存在口头传达信息这一事实的分析,指出“主明乐美御德”这一称呼出自唐朝官人的笔下,而并非是日本有意为之。据此,本文对日本的对等意识的说法提出质疑,同时指出唐朝对日本抱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第四章对前文进行梳理之后,针对唐日的相互认识,得出如下结论:(1)日本并未谋求与唐的对等;(2)唐朝始终对日本抱持宽容的态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探讨了唐日相互认识的政治意义,认为唐朝重视的是坚持外交礼仪的政治含义,而日本则是从文化层面谋求相对于新罗的上位,对创造了这一文化的唐朝始终保持尊崇的态度。
终章在明确本文不足之处的同时,阐述了唐日相互认识问题对发展当今中日关系的启示,提出应当重视文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