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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套路贷   诈骗   主观构成要件   证明  

摘要： 近些年,“套路贷”行为在全国各地逐步兴起,但在司法实践中,“套路贷”行为经常出现被认定不明的问题,尤其是针对“套路贷”行为构成“诈骗罪”的主观心态证明问题上。因此,研究套路贷案件“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方法就变得刻不容缓。本文主要研究内容为“套路贷”诈骗犯罪中行为人主观心态的认定方法。以“套路贷”的行为特点、“套路贷”与“高利贷”行为界分的区别为引入,具体阐述了“套路贷”行为的运作模式,从而进一步说明“套路贷”行为构成诈骗罪的具体要求。而后从“非法占有目的”方面入手,将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具体案例相结合,分别阐述了运用证据方法与推定规则认定行为人主观心态,并根据其运用过程的局限性提出解决方案,通过分析其优劣,笔者提出应当以“推定+间接证据”证明的方式认定“套路贷”诈骗案件行为人主观的“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允许被告人反驳,以及间接证据的补充证明,符合了刑事诉讼“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提高了推定规则于“套路贷”诈骗案件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准确性。司法实践中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规则均集中于金融诈骗、集资诈骗等领域,“套路贷”诈骗案件中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此,理论与实务届对于“套路贷”诈骗案件中行为人主观心态的研究相对较少,希望笔者的研究可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关于行为人主观心态于“套路贷”诈骗案件的具体道路,为我国刑事司法证明提供一丝帮助。

关键词： 触法未成年人   保护处分   制度构建   实体   程序  

摘要： 近年来,我国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成年人恶性刑事案件层出不穷,弑母案、校园霸凌、残忍摔童等低龄恶性刑事案件屡见报端,这些实施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行为的低龄未成年人触法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一些社会影响极大的恶性刑事案件,经过媒体的报道持续发酵后,引发民众强烈的刑罚惩罚呼声。同时,在对此类社会热点案件高度关注的舆论氛围下,对个别极其恶劣的低龄恶性案件行为人“喊打喊杀”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而我国刑法对于这些未成年人因其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无法予以刑事处罚,又因为法律和实践中缺乏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措施而导致最终只能“一放了之”。这些实施了恶性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仅仅因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就逃脱了司法制裁,随后又因矫治措施的缺失而导致其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直接回归社会,甚至再次触法,再次出现恶性刑事案件。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调整至12周岁,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惩罚和报应,一定程度上把未成年人刑事惩处的范围扩大了,对民众呼声予以一定回应。然而,严厉的刑罚未必可以带来理想的犯罪治理效果,“降龄入刑”后触法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依然是令人担忧的问题。因为,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无法彻底解决未成年人恶性犯罪顽疾的,对于可塑性很强且处于成长阶段的未成年人,应当尽可能予以教育挽救。对未成年人而言,刑罚既不应当是首选的处遇手段,当然也不会是最有效的处遇手段。因此,对这部分触法未成年人应当如何进行教育挽救,就成为我们亟需探究的课题。事实已经表明,我国未成年人罪错行为所呈现出的恶化趋势,不仅反映出我国法律规制、实务应对以及司法干预的缺失,而且也说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对触法未成年人教育惩治的需求。因此,针对我国这部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以及惩处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我国相关保护处分制度的现状,分析我国当前保护处分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我国触法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构建和完善等问题。为了紧跟社会形势并切合当下实际需要,为了有效教育矫治触法未成年人并促其健康成长,我国亟需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加快建立并完善兼具教育和保护功能的保护处分制度,以期最大限度地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最大限度地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并促其健康发展。保护处分制度立足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强调符合未成年人的特殊身心特征,强调对触法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注,强调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需求,强调契合少年司法制度构建的目标。因此,基于相关研究成果对触法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的理论支撑以及对域外先进经验的借鉴,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触法未成年人保护处分制度,并从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个角度进行突破,不但很有必要,而且也是可行的。

关键词： 国土空间规划   规划立法   立法逻辑   基本原则   多规合一  

摘要： 构建空间规划体系是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重要路径之一,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国土空间规划法律体系是空间规划正确实施的重要保障。为使国土空间规划有法可依,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于法有据,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立法将“空间规划方面的立法”项目列为第三类立法项目。2019年—2021年自然资源部在其立法计划中明确提出要积极配合推进《国土空间规划法》的立法工作。通过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法律呈分散、碎片化状态,难以在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内进行协调,迫切需要对国土空间规划进行统一立法。本文首先明晰了国土空间规划的概念,其次在分析空间规划立法现状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单独制定《国土空间规划法》作为空间规划的顶层设计。具体而言,本文一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界定了国土空间规划的概念,厘清了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的关系;明确国土空间规划目的是达到空间有序开发和资源的有序利用。国土空间规划法是调整国土空间规划在制定、审批、实施、监督、检查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总称。第二部分是国土空间规划立法现状的梳理。没有试点的一般地区主要从专门性立法和附带性立法两个方面,按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顺序分类梳理;试点地区主要从立法路径和立法内容上进行立法现状的梳理。第三部分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立法存在的立法分散、空白和重叠、立法价值取向失衡、部分规范设置的问题以及立法目的偏差和立法基本理念偏差等原因。第四部分首先从宏观方面分析了国土空间规划统一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价值和逻辑;其次从中观层面分析了国土空间规划法的价值功能和取向,确定了国土空间规划法的基本原则;最后再以立法价值和逻辑为基础从微观层面完成了编制、审批、修改、实施、监督等核心内容的架构,进而论证了《国土空间规划法》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 社会服务罚   法律定位   适用范围   要件   程序  

摘要： 随着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公法理论也在经历着变化,在行政执法领域出现了“柔性执法”与“刚性执法”的划分,“柔性执法”兴起。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事务不断增强,这些都对行政机关在面对复杂的行政管理秩序时的能力、效率提出了新的挑战,对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时的方式和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行政机关在执法中更加注重行政目的的实现,手段上更加温和,更加体现人文关怀。地方立法机关及行政执法机关也在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的创新,其中在行政处罚领域出现了有关让违法行为人参加社会服务的地方立法与实践,本文正是基于此展开对这种“社会服务罚”的研究,“社会服务罚”是一种新事物,通过对我国目前地方立法及实践中的文本及现象观察,分析现有模式,并比较“社会服务罚”与域外“社会服务令”的差异,研究“社会服务罚”的制度价值及可能的弊端,结合理论与实践试图构建我国的“社会服务罚”制度。除去引言与结语外,本文正文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基于地方立法和实践的观察,通过检索目前我国地方有关违法行为人参加社会服务的立法,以图表形式展示,并通过对实践效果的观察,引出本文的研究问题,“社会服务罚”究竟是何性质?其制度价值和具体内容表现在哪里?在扩大其适用范围的同时,实施机制如何构建和完善,以期能避免相应的弊端,体现制度价值。第二部分是分析行政管理中“社会服务罚”界说,首先从地方立法文本中考察入手,对“社会服务罚”归纳起来有四个基本要素,分析社会服务的一般内涵,认为行政处罚中涉及的社会服务是一种志愿服务活动,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服务范畴,其次对“社会服务罚”与域外“社会服务令”进行比较研究,两者在参加社会服务的形式上有很大相同点,但实质有很大不同,不能同等对待,但值得我们借鉴。最后是本文观点,目前关于“社会服务罚”的学理研究很少,本文认为我国目前地方立法及实践中出现的“社会服务罚”与行政处罚密切相关,是行政处罚实施过程中的一种教育措施,是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而非行政处罚。第三部分是分析“社会服务罚”的制度价值和可能弊端,制度价值具体体现在行政管理理念和方式的创新、行政处罚教育功能的进一步彰显以及促进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三方面。第四部分是“社会服务罚”的适用范围、要件与程序,首先在适用范围上,目前的“社会服务罚”适用范围太过狭小,影响其价值的充分发挥,应把其设定为行政处罚种类之一,扩大适用范围至治安管理处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以及城市文明促进方面,最后从适用要件及程序上完善其制度内容。

关键词： 善意销售者   责任规则   调解  

摘要： 我国一直视知识产权为适合财产规则的物权,普遍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适用物理意义上的停止侵权救济。但是,物理意义上的停止侵害民事责任并非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并且由于知识产权的范围难以确定、知识产权的权利束带来的威胁等原因,适用物理意义上的停止侵害民事责任无法实现预防侵权的立法目的,而且会在权利持有人和善意销售者之间造成双方利益受损的双输局面,实非良策;因此,对善意销售者适用物理意义上的停止侵害民事责任缺乏必要性。大洋彼岸的美国在e Bay案之后,通过适用四要件加强了责任规则的适用,克制地适用永久禁令救济。在美国,善意的销售行为符合衡平原则,可以适用责任规则,免受永久禁令的制约。而在我国,对善意销售者适用法理意义上的停止侵害民事责任并非法律禁止的情况、是符合法律体系的,而且可以通过利益平衡原则适用责任规则,实现权利持有人和善意销售者的双赢局面。具体的,为了在适用责任规则的同时,充分尊重权利持有人和善意销售者的自由意志,可以通过调解,以金钱救济的方式补偿权利持有人的损失,同时使得善意销售者从法理意义上停止侵害,实现权利持有人与善意销售者双方互惠互利的纠纷解决目的。

关键词： 民间借贷   证明责任   证明标准   借贷合意   实际交付  

摘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攀升。百姓手里有了“闲钱”,发生在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便也越来越多。但由于我国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制不成体系,导致民间借贷诉讼频发。而民间借贷具有很强的私密性再加上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往往不注重保存证据,导致仅有借贷合意证据或是实际交付证据的“孤证”情形时常发生。在“孤证”情形下能否直接认定存在借贷事实,实践中存在不一样的做法使得“同案不同判”。“同案不同判”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法官对民间借贷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及分配规则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虽然给民间借贷司法实践中的证明责任及其分配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但第16条和第17条因逻辑错误和术语使用不当又带来新的问题。使得“孤证”情形下对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的选择产生不同认识、抗辩与否认相混淆、借贷单据真伪鉴定的责任主体不明确、借贷事实认定过程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借贷合意与实际交付类电子证据认定规则不清的问题客观存在。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但是此次修改最主要的亮点是下调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线,对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而产生的证明责任及其分配问题,并没有作出回应。本文除引言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民间借贷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概念、分配原则、证明标准的选择、本证与反证、抗辩与否认,以及法律视角下的民间借贷的界定和民间借贷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及其分配规则。原告需要就借贷合意、实际交付举证证明,被告对其抗辩承担证明责任,对于否认只需要作出合理说明即可。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能提供达到证明标准的证据,使案件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需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第二部分描绘民间借贷纠纷中证明责任的实践现状。主要包括借贷合同的适用情况、实际支付方式的发展变化、实务中的裁判思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书面的形式将借贷合意固定下来,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受互联网发展的影响,实际交付方式突破了原来仅依靠现金支付和银行转账这两种传统的交付方式,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因其方便、快捷的特点,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使用,实际交付方式呈多样化发展。越来越多借贷合意和实际交付的证据被保存下来,降低了原告的举证难度,使得被告承担不利诉讼结果的占比远高于原告。另外在二审审判中,因新证据而改判的案件较多,因法条适用错误而改判的案件较少。第三部分分析民间借贷诉讼中证明责任规则存在的问题。民间借贷司法实践中对证明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的选择存在分歧,孤证情形下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存在不一样的判断;抗辩与否认相混淆,第17条关于“抗辩”一词的使用实际上属于误用,导致实践中对“抗辩”的证明标准的选择存在不同的做法;借款单据真伪存疑时,申请鉴定的责任主体不明确;在证明责任分配的过程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法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是否符合常理等进行判断,这使得法官在认定过程中拥有了过高的自由裁量权;缺乏统一的借贷合意与实际交付类电子证据认定规则。第四部分提出完善民间借贷诉讼中证明责任规则的建议。第一,要统一实践中的认识:只有借贷合意证据或是实际交付证据时不能直接认定借贷事实存在;被告辩称存在其他基础法律关系,是为了否认原告主张,而不是提出一个新的主张,所以证明标准只需达到合理说明即可;被告作偿还抗辩后,因被告自认借贷事实成为免证事实,原告无需继续举证证明存在借贷关系。第二,以法官对事实的认定为基础分配文书真伪的证明责任。如果原告的主张使法官达到内心确信借贷事实发生的程度,被告主张借贷单据真实性存疑,此时应该由被告承担鉴定责任;如果原告提供的证据并不能使法官内心确信借贷事实存在,此时被告主张借贷单据存疑的,应该由原告承担鉴定责任。第三,通过严格控制启动程序、裁判文书中公开心证过程、提高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方式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第四,完善民间借贷诉讼中借贷合意和实际交付类电子证据的认定规则。只有单一的借贷合意和实际交付类电子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明确借贷合意和实际交付类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定规则,建立借贷合意和实际交付类电子证据委托鉴定制度。

关键词： 邱喻案   刑事自诉   程序   自诉承受   自诉担当  

摘要： 邱兴隆和律师喻国强互诉案表明了我国刑事自诉程序中存在的程序困境,即自诉人在诉讼程序进行中突然死亡的情况下,案件该如何处理。该案在程序上没有法律可以适用且实务中可以提供参考的相关案例也比较稀少,所以采用列举的方式分析了我国在实践中是如何处理类似案件的,发现每个案例的处理方式和结果有所差异。由此可以发现想要解决“邱喻互诉案”必须要面对两个困境:第一个困境是自诉人在诉讼程序进行中突然死亡时,案件程序是应当终结还是继续?根据成小爱提出的“程序终结论”和“程序继续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观点取舍,仅将两种理论做为解决刑事自诉人于诉讼程序过程中死亡后的案件程序是该继续进行还是裁定终止的一种观点。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法理依据和优势及不足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程序继续论”是在面对程序困境下的第一步骤。在论证了刑事自诉人于案件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死亡时,案件程序应当继续进行后,便着手解决第二个困境即案件程序该如何进行。在发现我国刑事自诉制度在解决该困境规范层面上的缺失后,提出了参考域外自诉制度的意见,并参考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俄罗斯三个地区的“自诉承受”和“自诉担当”制度,论证了我国构建这两种自诉制度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在此基础上对于两种制度的效力、主体、范围、顺序和优势与存在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得出了应当以“自诉承受”和“自诉担当”制度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该程序困境的结论,并且再将两种理论制度带回到实践中,对于“邱喻互诉案”提出了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建议,以期对于我国的刑事自诉制度能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个人信息权   证明责任   知情同意   赔偿责任  

摘要： 个人信息是具有人身标识性的价值符号,是打开人际交往的一把钥匙。随着信息技术的开发利用,个人信息蕴含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信息收集方式也呈现出更加便捷隐秘和深度化的特点,为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将个人信息置于了不当收集和处理的潜在风险之中,因此,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为个人信息提供法律保护至关重要。本文采取文献调查、比较研究、实证研究的方法,以司法实践现状为切入点,选取了《民法总则》颁布以来的100份民事判决书,通过对案例的对比分析,认识到我国当前个人信息司法保护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一,通过隐私权、名誉权间接保护个人信息,无法为个人信息侵权提供行之有效的保护。其二,信息主体与信息收集处理者双方举证能力不对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裁判的公正性。其三,知情同意规则未能发挥实质作用,且在司法适用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其四,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单一,信息主体难以得到充分救济。司法现状呈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立法的不足,立法困难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个人信息多元价值的冲突,因此需要在对其价值权衡协调的基础上完善立法。立法层面应当从权利构造,知情同意规则,证明责任,侵权责任制度等方面着手,具体包括确立个人信息权;构建“积极确权+行为规范”的保护模式,给予个人信息直接保护;在告知内容和知情方式上重塑知情同意规则;采用证明责任倒置的方式及细化侵权责任赔偿制度,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充分的制度供给。

关键词： 新闻教育   院系管理   基本原则  

摘要： 科学、先进的高校新闻院系管理思想,是提高新闻传播院系管理水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这种管理思想的最终实现,主要体现在院系管理原则的正确与否,以及能否得以贯彻落实上,这对于新闻传播院系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关键词： 侵权之债   夫妻共同债务   请求权基础   要件事实   证明责任  

摘要： 夫妻一方对外负担债务的性质认定是近些年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也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在推动夫妻债务纠纷处理和相关规则建构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已经成为共识。随着研究的深入,夫妻一方对外负担的侵权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这一立法疏漏逐渐显现出来,相应地,是否有必要基于侵权纠纷的特殊性,在认定夫妻债务性质的过程中确立区别于现行立法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也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部分学者在对夫妻一方对外负担债务的类型不作区分的情况下,笼统的讨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建构问题,导致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实践中,裁判法官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也是各执一词。出于对上述背景的综合考虑,本论文以夫妻一方对外侵权债务性质认定过程中的证明责任问题为主题展开研究,并结合夫妻共同债务纠纷的特殊性,对证明责任分配后出现的困境化解机制进行探索。除了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证明状况的考察。由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立法价值有所差异,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几经修改,本部分以时间为脉络从证明的角度简要梳理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然后,在考察侵权纠纷领域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情况的基础上,对法官在裁判文书说理部分的认定思路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证明责任问题分析。依托第一部分的立法、司法和学理状况的考察,归纳出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证明责任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总体上归纳出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存在否认侵权之债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加剧了被侵权人的证明困难以及认定标准不统一带来的证明责任分配混乱的问题。第三部分: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请求权基础重构。由于证明责任分配对象限于法律要件事实,只有明确了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请求权基础,才能确定作为证明责任分配对象的法律要件事实,因此,本部分在侵权行为和侵权之债分离考虑的基础上展开分析。首先是在侵权法视阈下讨论夫妻共同债务成立的条件。然后是在婚姻家庭视阈下,在将夫妻一方侵权之债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过程中,需要坚持“共债共签”的夫妻合意标准和侵权行为发生于为家庭带来增益的为“夫妻共同生活”的标准。由此实现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请求权基础的重构。第四部分: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证明责任分配的困境化解机制。通过价值权衡,本部分首先对第三部分确立的侵权纠纷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中的各项法律要件事实确定较为合理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但与普通民事纠纷相比,夫妻共同债务纠纷存在明显的特殊性,对侵权之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作出合理认定完全寄希望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不现实的。为了化解当事人的证明困难以及案件事实的查明,本部分提出有必要引入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以及强化法官的职权调查机制和心证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