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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间借贷   借贷合意   证明责任   推定规则  

摘要： 2020年12月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有关原告仅以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进行民间借贷诉讼的规定,对缺乏借款双方合意的直接证据的事实认定与举证责任的划分上,并没有做出大的变动。该条自实施之初便引发了学界上的争议,但最终并未形成通说的理解,各观点也未进行深入的剖析。在搜索了大量的相关案例后,发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时常发生。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主要围绕借贷事实而展开,对当事人各方来说,其对借贷事实的举证、质证是人民法院认定案件的关键。本文围绕《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结合郝某诉马某等民间借贷纠纷这一典型案例,通过研究借贷合意的证明、第三人履行、共同诉讼等问题,探究司法解释存在的问题,对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以郝某诉马某等民间借贷纠纷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本案两级法院的审理过程与争议的焦点,提出该案例裁判结果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具体的裁判建议。全文的框架设置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阐述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点;第二章为案例概述,包括基本案情、审理过程及争议焦点,从争议的焦点出发提出对司法解释的思考;第三章为借贷合意的证明及适用,分析借贷合意推定通用的参考因素,探讨本案应当参考的合理因素;第四章为合同第三人问题,探讨原、被告各方履行行为的性质,以及是否因其行为而负担合同责任;第五章为本案对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启示,分析本案是否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以及针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适用提出法律对策。基于审判实践中的实际需要,建议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十六条中赋予法官结合多种事实与因素对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进行综合判断的自由裁量权,而不是机械地划分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责任。同时,将这些推理论证的过程详尽地记录在裁判文书说理部分,能够更好地指导当事人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减少民间借贷纠纷。

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重罪案件   量刑建议   自愿性   程序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2016年开始试点,于2018年写入《刑事诉讼法》。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司法部门单独或者共同颁布涉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解释。《刑事诉讼法》与相关司法解释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范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经过几年司法实践,该制度逐渐成为中国刑事诉讼的基础制度。然而,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重罪案件的适用过程中呈现诸多问题,阻碍制度的深入发展。本文拟从实证研究视角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展开讨论,以具有代表性的L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的认罪认罚案件为范围,以重罪案件为例对中国当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展开讨论。第一章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分析:首先,本文从法律文本视野讨论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的基本含义。其次,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放置在刑事诉讼价值中审视,从该制度的基本功能看,其承载了提高诉讼效率和合作司法两项价值。第二章重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证分析:首先,对选择L市和以重罪案件为例做实证研究的原因做出说明。其次,对样本数据制作表格、样图等展示重罪案件认罪认罚的基本图景,意在对基本图景反映的深层次特点和问题进行归纳总结。第三章重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问题:重罪案件认罪认罚的实证分析与第一章描绘的应然意义上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形成鲜明对照,反映出诸多问题。本章从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和司法实践困境两方面对所存问题进行论证,旨在对第二章实践中所反映的问题作出回应和论证。第四章重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路径:根据第三章对问题的分析论证,本章从制度设计和配套措施两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旨在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入发展提供助益。具体包括:统一重罪案件标准、完善量刑建议制度供给、完善现有程序设计、充分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以及降低内、外部制约因素的负面影响等。总而言之,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L市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内重罪案件认罪认罚的适用情况为切入点,观察中国当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制度功能、运行情况方面存在的内在缺陷,并针对缺陷提出完善建议,以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适用质量。

关键词： 公安   调解   民事纠纷  

摘要： 人民群众的经济发展方向、价值体系跟随着国家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从过去常年单一的就业生活方向逐渐朝着多样化发展。每个行业在发展的道路上或多或少会存在问题积压的情况，加上新时代新任务带来的变化，促使了新旧问题产生不可避免的冲突与碰撞，民事矛盾激化问题日益严重，进而，对日常生活的运行、企业运作的正常进行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都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影响，扰乱社会的稳定与秩序。为维护社会安定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社会权益，公安机关在社会上背负着重要的民事纠纷调解职能，积极努力对相关民事纠纷案件开展正面调解工作。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公安机关调解工作的涉及范围面过广，纠纷问题的多样化和人民群众不同的对待情绪导致相关调解工作开展难度增大。

关键词： 人格权禁令   葡萄牙   程序  

摘要： 我国《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了人格权禁令制度,开启了人格权保护的新的手段。但该条款作为一项原则性的规定,在具体适用上还有很多问题尚需厘清。2016年颁布的《反家庭暴力法》中规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实质上也属于人格权禁令的一种,在其适用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基本的适用流程,但同样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同样可能反映在人格权禁令制度的适用过程中。已经有学者呼吁修改《民事诉讼法》,做好相关法律制度的衔接。葡萄牙在其《民事诉讼法典》中有独立的人格权禁令程序,但在适用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问题,导致该程序得不到有效适用,变成了一个被置之高阁的程序。故葡萄牙在2013年对其民诉法进行整体改革时,对其中的人格权禁令程序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这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希望通过对其有益经验的学习研究,来探索其经验对我国的人格权禁令制度在适用方面的参考价值。本文主要想要解决的问题在于,葡萄牙的人格权禁令程序的具体制度是如何构建的,其改革主要希望解决何种问题;以及葡国的经验是否也可以回答我们在人格权禁令制度适用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又是否必须为人格权禁令制度在程序法中专门建立一个新制度。本文将以葡萄牙的人格权禁令程序为主要视角,主要通过理论分析和判例研究来介绍葡萄牙人格权禁令程序的改革和其具体适用问题,并结合我国人格权禁令制度现状,提出葡国人格权禁令程序对我国人格权禁令制度在适用上的借鉴意义。文章首先对葡萄牙的各类人格权保护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随后对葡萄牙《民事诉讼法典》的改革进行研究,扩展到现行的人格权禁令程序的具体制度,在这个角度上进一步系统地探究其现行的程序的构建和内容,以及包括证据证明、颁布程序、救济与执行方面的具体适用问题。最后,在分析了我国人格权禁令制度在适用上可能遇到的问题的基础上,结合葡国的有益经验做法,在进行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探寻我国解决人格权禁令制度具体适用问题的一些思路。

关键词： 民事裁判   民刑交融   刑法立法   刑法司法  

摘要： 民法和刑法是我国的两大基本部门法,两者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民刑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既是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也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中所做出决定的民事裁判不仅在民法上具有意义,对刑法理论、立法、司法也会产生重大影响。本文立足于刑法,首先对民事裁判的刑法意义这一核心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民事裁判对刑法产生影响的理论依据,然后紧紧围绕民事裁判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真实性三个角度先后分析了民事裁判的刑法立法意义和刑法司法意义,最后提出了民事裁判刑法保护的完善建议。具体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民事裁判的具体内涵并分析了民事裁判和刑法的两大基础性关系,一是从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关系入手,阐述了民事诉讼法视角下民事裁判的特征、分类和既判力;二是从民法和刑法的关系入手,梳理了民法和刑法关系的演变史,并以民刑交融为背景分析了民事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的关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关系。第二部分分析了民事裁判的刑法立法意义。阐述了刑法保护民事裁判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真实性的必要性,并从为保护民事裁判而设立的具体罪名入手梳理了相关罪名的立法进程、取得的立法成效和面临的立法争议、困境与不足。第三部分剖析了民事裁判的刑法司法意义。从民事裁判的权威性、公正性、真实性三个视角出发,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疑难、争议问题分析民事裁判在罪与非罪的认定和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上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针对当前我国民事裁判刑法保护相关立法存在的罪名自身设置不完善、不同罪名之间罪状与法定刑不协调问题,提出立法建议。同时,根据司法实践中的惯常做法和常见问题总结出民刑交叉案件中对待民事裁判的基本立场、非民刑交叉案件中对待民事裁判的类型化解决思路,并针对相关罪名在司法解释上存在的问题提出司法解释完善建议。

摘要： 黄曦：“提前筑巢”“权力变现”被开除党籍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建设银行纪检监察组、吉林省纪委监委11月18日消息，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原总经理黄曦被开除党籍。通报称，黄曦是银企“旋转门”式腐败的典型，其在职时“提前筑巢”为信贷客户企业谋取利益，离职后“权力变现”从信贷客户企业领取高额“安家费”和薪酬，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依据有关规定，经中国建设银行党委研究，决定给予黄曦开除党籍处分，抄告其所在党组织，

关键词： 民事公益诉讼   调解   公共利益  

摘要：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后文简称《民诉法解释》)第十三部分对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予以认可后,加之近些年公益损害案件频发,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制度因为其具有灵活高效、诉讼成本低等优势,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的民事私益诉讼中,原告、被告有完全的实体和程序的处分权,并且处分权的行使遵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诉讼各方均具有约束力。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资格是国家法律直接赋予的,其诉权来源具有特殊性。民事公益诉讼调解有其特殊性,首先,调解当事人在程序和实体上的自主性受限,当事人的调解方案受到公益损害评估、鉴定意见的限制,不能随意的达成合意,并且,禁止原告以达成调解协议为由申请撤诉,且当事人即便对案件事实自认,依然要依法查明,辩论主义受限。其次,调解涉及公共利益,公益起诉人只是公益的代表,非实际受损害主体,不能认为其有最大动机追求公益的保护,调解公正性必须受到监督,以避免调解协议仅仅是为了息事宁人而做出,因此,公益诉讼的调解协议必经公告程序。再次,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原告只有有限处分权,调解协议需经严格监督与审查。最后,调解中法官职权主义强化,司法控制更强。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在公益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下日渐丰富和完善,以其快速灵活的解决纠纷、降低诉讼成本、实现私益与公益的共赢,并且顺应多元化解决纠纷的时代要求等优势赢得广泛的应用。但目前关于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导致该制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均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调解启动时间不明确、调解启动条件不明确、调解期限不明确、调解范围不明确、公众参与程序设计不足、公告内容不统一、公告平台不明确、公告异议处理不明等,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制度的运行情况大打折扣,影响了公益保护效果。针对以上问题,笔者针对现有规定进行了考察分析,在本文中给出了相应完善建议,通过对民事公益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和完善,该制度将和其他公益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相互协调、相互补充,更好的为保护民事公益权益服务。

关键词： 高空抛物   高空坠物   证明责任   案件类型  

摘要： 高空抛坠物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从现有的研究出发,我国学者针对此类问题,着眼于实体法视角下,对于责任性质进行讨论,基于实体法上的归责问题,穿插引入对证明责任分配的讨论,或者是针对证明责任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本文主要从高空抛坠物案件的案件类型出发,从程序法民事证明责任的角度,对其进行类型化分析,共分为六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首先为绪论,在绪论中笔者根据文章的撰写背景等进行描述,论述选题的意义所在。同时对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为后文归纳总结出关于高空抛坠物问题存在过什么样的问题,达成了哪些方面的共识,还有哪些方面存疑有待讨论,目前学术界的讨论是否存在真空地带等。第一章从重庆烟灰缸案谈起,梳理脉络,为问题的提出做铺垫。结合近年来的典型案例,论述案件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证明责任划分上存在的问题。第二章通过制度层面、运行层面以及学理层面三方面,对高空抛坠物案件及其证明责任展开理论分析。论述重新对案件类型进行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为后文对高空抛坠物案件的案件类型进行划分提供理论依据。第三章是针对高空抛坠物案件进行一步一步地细致划分,从大到小进行类型的细化。对于高空抛物案件,从其实体法规定出发,论述划分依据以及划分类型;对于高空坠物案件,从司法实践案例着手,阐述不同的案件中哪些存有相通的特征,以此作为划分依据进行论述,并对案件类型作出划分。第四章是以侵权责任规则以及证明责任的配置逻辑为基础展开论述。根据证明责任的配置逻辑的不同,对证明责任作出类型划分,总结归纳出四种类型,适用实践中产生的不同类型案件。最后一部分为结语,顾名思义总结本文的观点,也是为了下一次对于这个话题的研究。对我国以及域外关于证明责任的相关规定进行总结概述,对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的体系总结归纳。

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诉讼实施权   证明责任   惩罚性赔偿金  

摘要： 《民法典》第1232条首次将惩罚性赔偿制度应用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领域,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就该条如何适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安排,并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可以“参照”该解释。不过,如何“参照”适用相应规则仍有若干问题亟待解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请求的诉讼实施权的来源是什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分配是否遵循一般规则?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如何加以确定?以上问题均须考量惩罚性赔偿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殊性方能回应。除引言外,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探索。从司法实践来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经历了从“无法律根据”到“以《民法典》第1232条为根据”的两个阶段。但由于《民法典》第1232条规定得较为笼统,对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主体——“被侵权人”——应当如何理解以及能否进行扩大解释引起了理论界大量探讨。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立法解释等角度出发,《民法典》第1232条没有为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提供法律根据,并且没有留有扩大解释的余地。因此,如何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妥当适用惩罚性赔偿需要进一步分析。第二部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诉讼实施权的来源。环境公、私益的区分构成了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诉讼实施权配置的基础。现行立法下,私主体无公益性诉讼实施权,反之亦然。因此,私益惩罚性赔偿诉讼实施权同公益惩罚性赔偿诉讼实施权应当分立。较为妥当的方案是直接规定国家规定的机关和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提出惩罚性赔偿请求,也即直接赋予实体权利使其获得诉讼实施权。第三部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的证明责任。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证明对象与证明责任分配均存在独有的特点。在证明对象方面,原告必须证明被告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客观上具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以及造成实际且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的结果。在证明责任分配方面,过错与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均无须倒置,由公益诉讼原告承担。第四部分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金的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宜采用基数倍数法,应当以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而不是广义上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全部数额。至于倍数,由法律确定一定范围,法官结合个案进行裁量较为合理。衡量惩罚性赔偿金的特殊因素包括,是否被处以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是否包含惩罚性因素等。最后,必须进行相应程序安排以规范法官的裁量,具体表现为在请求不妥当时,法官应释明增加或变更惩罚性赔偿请求;法官应依职权调查收集用以裁量惩罚性赔偿金的证据;法官应就惩罚性赔偿金的裁量及时充分公开心证。

关键词： 医患纠纷   调解   诉讼   诉调对接  

摘要： 医患纠纷具有主体特殊、内容复杂、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导致患方处于弱势地位。若无法有效维权,医闹便会时常发生,从而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民事纠纷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和案件数量的正增长导致诉讼解决纠纷的局限性愈发凸显,司法机关开始将诉调对接机制作为一种新型纠纷解决方式进行探索并用于实践,在解决纠纷方面取得不错的成效。为了完善我国的医患纠纷诉调对接机制,从医患纠纷的关系入手,辩证分析依靠调解或诉讼单一方式解决医患纠纷的优势及不足,引入诉调对接机制解决医患纠纷,将法院诉讼、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相互衔接,有效弱化矛盾双方的对立关系,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通过考察我国北京、上海、浙江宁波等几个地区对医患纠纷诉调对接解决方式,总结出医患纠纷诉调对接方式存在的问题,如缺乏对诉调对接的角色定位、组织程序立法严重滞后、调解制度的作用得不到发挥、诉前和诉中委托调解的方式尚未达到理想效果以及司法确认制度不够完善。因此应当明确诉调对接机制中各自的角色定位、完善诉调对接机制的法律法规、明确诉前调解的范围和委托调解的方式、促进调解队伍专业化发展、完善司法确认制度等建议,进而解决我国当前化解医患纠纷难题,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