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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举证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   提供证据责任   举证责任   自由心证   Burden of Providing Evidence and Proof   Onus Probandi   Burden of Providing Evidence   Burden of Proof   Discretional Evaluation of Evidence  

摘要： 中国语境下的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立法与实践一直没能完全解决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的概念共识问题，“举证证明责任”概念就是一个新的例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首次提出了“举证证明责任”概念，并对后续不少司法解释的条文表述产生影响。然而，“举证证明责任”概念存在三重困境：一是实质背离了“双重含义说”追求“概念分立”的终极目标；二是在司法解释制定者和实务界缺乏足够的共识；三是影响自身功能发挥，不仅模糊了程序法问题与实体法问题的区分，也客观上降低了“提供证据责任”在民事诉讼发现真实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举证证明责任”概念应当被否定，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双重含义说”的革命成果应当通过“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概念分立进行贯彻。

关键词： 预约合同   损害赔偿   继续履行   证明责任   强制执行  

摘要： 预约合同之诉是因预约合同违约而引起的纠纷类型,本文把实体法理论与民事诉讼原理相结合,探讨预约合同之诉的相关实体与程序问题。首先从预约合同相关实体理论出发,分析预约合同的性质和认定、预约合同的类型区分与效力选择等实体领域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对预约合同的违约救济问题予以阐明,明确预约合同的违约救济方式。我国当前立法上并未明晰预约合同是否可采继续履行作为违约救济方式,实体理论上此前也倾向于以损害赔偿作为预约合同的主要违约救济方式,但《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在非金钱债权执行编的行为请求权执行部分引入了关于意思表示执行的新规定,这为预约合同领域接纳继续履行违约救济方式提供了新的空间。对预约合同的违约救济,还应重视其司法救济阶段的程序衔接。在预约合同之诉的程序探讨中,通过对预约合同案例检索和诉讼请求分析,结合预约合同违约的主要救济方式,对实践中的预约合同之诉做了类型界定。以此为基础,在预约合同损害赔偿之诉和预约合同继续履行之诉的路径上,着重分析了可得利益损害赔偿的请求与证明、继续履行判决的效力与执行等主要相关程序衔接问题,从而为预约合同制度的良好运行提供更充分的程序保障。

关键词： 重大疾病   婚姻撤销   证明责任   损害赔偿  

摘要： 《民法典》1053条规定了婚前隐瞒重大疾病的可撤销婚姻制度,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婚姻自由权利,并赋予被隐瞒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使被隐瞒方在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有效救济。但是《民法典》1053条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法院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通过对重疾未告知致婚姻撤销相关案件的检索,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争议有三个方面,即“重大疾病”的界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数额。在整理法院判决、查阅相关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对案件中的争议焦点进行深入分析,具体而言,在认定重大疾病时既要考虑是否影响被隐瞒方的结婚意愿,又要考虑是否对婚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具体范围可以参考《母婴保健法》和《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在分配证明责任时,不能完全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还要基于公平公正原则,由患病方证明其婚前已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损害赔偿规则需进一步细化,明确损害赔偿范围包括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并为具体数额的认定提供判断标准。分析案件争议焦点后进一步展开思考,疾病婚姻制度一方面保障患病方的婚姻缔结权,一方面保障未患病方的婚姻自由权利,要在二者之间平衡还需进一步完善该规定,例如撤销权的行使需进行一定的限制,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需要进一步细化,使其得到更好地适用。可撤销婚姻的法定情形目前仅限于胁迫和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在未来可考虑进一步扩充,例如其他欺诈婚姻、重大误解婚姻等。

关键词： 反射利益   权利的反射   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   诉权   规范目的论  

摘要： 某种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在达成公共利益的过程中，间接成就了个人的利益，即反射利益，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利益，在公法和私法领域中均存在。这种利益尽管可以为享有者在事实上享有，然而却不能获得诉权的保护，即个人不得在法律上主张。反射利益的概念在比较法上存在已久，在我国法学理论中较少被研究。在最高人民法院晚近的行政裁判中，已经关注到并且明确承认了“反射利益”的概念，型塑并构造了我国司法裁判对反射利益的最核心裁判规则——“反射利益的享有者对在事实上所享有的反射利益不享有诉权”。

关键词： 保理合同   应收账款   基础合同   管辖   法律适用  

摘要： 保理合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新增的典型合同类型,首次通过9个法典条文对保理合同的基础概念与纠纷解决进行了法律层面的规制,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对保理这一新型金融交易模式的高度重视以及保理合同市场认知度的提高。《民法典》关于保理合同的新规定对解决保理合同实践中在合同性质认定、虚假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主体、基础合同变更效力、多重保理受偿顺序等方面的问题作出了回应,为保理业务的进一步推广和开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规范性支撑。但现有法律规定所涵盖的内容调控范围明显不足,难以全面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且因为保理业务的特点,现有法律条文中个别概念的理解尚需要结合立法目的、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现状及保理交易习惯作进一步解释与说明。随着我国保理行业快速发展,保理合同纠纷也随之大量发生。保理合同纠纷具有多主体利益诉求、多重法律关系交织等特点,使得案件的审理存在一定的难度,比如在合同性质的认定上,应收账款对保理合同效力的影响方面以及案件管辖权确定等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多的裁判争议。因此,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角度,以国内司法实践的相关统计分析为基点,对保理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期为促进保理合同法律适用规则的建立与健全和人们正常开展保理业务提供参考。本文除前言和结语外,分四个部分对保理合同在司法实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研究。第一,综述我国保理业务及保理合同纠纷现状。简述保理定义、发展进程,结合我国保理业务的发展特点,通过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已公开的保理合同纠纷裁判文书进行全面检索分析,抽取一定数量的实体判决和程序判决,从案件总量及增速、争议焦点和抗辩理由、裁判结果等角度进行样本研判,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保理合同纠纷数量逐年递增,地区保理合同纠纷数量与经济发展繁荣度成正相关关系。第二,梳理保理合同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同裁判意见。即便《民法典》已对保理合同设专章内容进行规制,在保理合同定义、虚假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主体等问题上已形成了统一的裁判意见,但对于认定保理合同性质的界定标准、虚构应收账款对保理合同效力的影响、适格将来应收账款认定条件和保理合同纠纷管辖权确定等问题,在实体和程序方面均存在裁判标准和尺度无法统一的情况。第三,探寻前述裁判分歧背后的理论支撑。对于保理合同的定性,首先需要明确区分保理合同和保理法律关系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确定保理合同关系中三方当事人即保理人、应收账款债权人和债务人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虚假应收账款,通过归类分析其对于保理合同效力的影响,并厘清三种虚构情况下三方当事人的责任承担方式。对于将有应收账款的适格性,通说认为应当具备相对可确定性和合理可预期性。对于保理合同的管辖问题,则根据合同是否有约定、保理合同与基础合同约定不同时等情况分别处理。第四,对保理合同纠纷法律适用的标准进行思考。结合我国法律规定、审判实务以及域外立法的规定,对进一步完善保理合同纠纷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意见。针对保理合同性质的认定问题,要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进行审查明确;针对虚假应收账款对保理合同效力的影响,要以保理人是否履行对应收账款真实性的审查义务为审查重点,而将有应收账款能否续作保理的标准则需要满足在商事交易领域下,债权人知情权和债权可期待性两个要素的审查;针对保理合同纠纷管辖权确定问题,则以保理人起诉对象的不同作为确定管辖权的基本要素。

关键词： 相对人   救济机制  

摘要： 我国最新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行政协议解释》）创建了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的救济机制。此机制填补了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纠纷中救济方式的空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仅规定了协议相对人在行政机关违约后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保护自身权利。但是行政协议的矛盾纠纷并不单指行政机关的违约，协议相对人作为协议主体之一也可以成为违约的一方。为此《行政协议解释》构建出全新的行政机关救济机制，此机制符合法治发展进程的要求。

关键词： 动画角色   服饰设计   作用   基本原则   路径  

摘要： 动画作品中的精髓展现在于人物的刻画，在动画角色设计过程中，服饰设计属于主要的成分，其在诸多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比如体现人物性格特征、展现角色魅力等。并且，在推动故事发展、刻画影视形象等上，服饰设计也是不能缺少的。其除了有助于人物表达情绪等特性，对作品的主题展现、气氛的营造等，也能起到辅助性效果。基于此，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究，以供商讨。

关键词： 法院   执行案款   信息化管理  

摘要： 在法院信息化系统陆续上线的背景下，通过实现案款信息化管理有效提高了执行案款发放效率，但依然需要面临案款沉淀等现象发生。本文结合法院执行案款信息化管理现状，对存在的案款系统不完善、顶层设计不健全等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从系统功能开发、信息化管理体系建立和风险管理三方面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希望能够助力法院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和解决执行案款管理难题，为法院相关业务办理营造良好的信息支撑环境，使司法公正和群众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关键词： 舆论   司法   程序  

摘要： 如今,一台手机、一个社交账号便能在网络上畅所欲言,大部分社交软件的匿名性让网民们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担太多责任,而那些对司法裁判带有消极意义的群体言论,大肆集中到某个涉及违法犯罪个体身上一次,便对司法的裁判中立威胁一次。于是民众化身“法官”,人人是“法官”、人人都想成为“法官”,微博上“人均死刑”的案例频频出现,在这样的舆论审判中,司法的法理功能没有得到重视,程序正义也被大众所忽视和抛弃,民众凭借自身的道德观念在网络媒体上“审理案件”,最终这股舆论审判之力量充斥到政府和司法机关,导致司法机关被迫妥协,为了社会维稳而牺牲程序正义。因此,这种脱离了程序正义之舆论审判对司法的影响必是消极颓败的,使司法丧失其中立性和权威性。在民众的从众心理和对抗情绪以及各种看客现象中,可以看到舆论在一次次公案、热案里介入司法,干扰司法裁判,给程序运行造成影响,给司法公正带来损害,迫使司法向舆论妥协,最终形成以情理为先的舆论审判局面。细究这种现象的成因,有自古以来重视实体结果,轻视程序运行的传统,还有舆论背后资本的助推力量和行政权的不当介入所致;当然,民众只重视司法的社会功能而忽视司法的法理功能亦是一项重要因素,此种情形下民众往往高估其自身价值判断的准确性和公正性,将道德性的实体标准置于判断是非对错之首要,认为司法之社会功能高于法理功能,只重视裁判的实体结果而忽略裁判过程的公正。然而,在司法裁判中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应同等重要,程序正义是追求实体正义的前提和保障,同时程序正义具有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只有司法程序运行公正才能保障实体结果公正。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舆论介入司法的应对策略就是保障程序的正当运作。从舆论影响之现实来看,至少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保障程序的公正运作,即提升专业法官裁判的职业素养、发挥程序的说理论证功能、外化司法决断民意的过程。

关键词： 党政联合立规   备案审查   程序  

摘要： 党政联合立规是指党政机关联合制定的党内法规,其作为中国特色党政关系下的特有产物,不断丰富着当代中国的治理实践。党政联合立规既是党内法规,又不同于一般的党内法规,从制定主体、适用范围、发布方式来看,无疑具有国家法律的属性。作为兼具党规和国法双重属性的“法规”,与纯粹党内法规、国家法律相比,党政联合立规具有制定主体的二元性,调整事项的特定性,效力的双重性等特殊性。这决定了,党政联合立规难以简单套用纯粹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备案审查的一般程序,党政联合立规的备案审查程序应当具有提起主体的外部性、审查程序的联动性、审查情况的透明性等特殊要求。从备案审查程序方面来弥补现有制度的不足,对于维护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党政联合立规除了存在党规备案审查一般程序上的共性问题外,在特殊程序方面也存在缺陷。前者主要表现为:启动程序偏重主动审查,且实践指向性不足、审查同质化;纠错、撤销等处理程序存而不用;审查机关责任不明、相关责任归责不清。后者则体现在党政联合立规被动性审查中“权利主体”缺位,且与国法备案审查联动性不够,还有备案审查范围存在遗漏、异议处理程序缺失、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对此,应当从以下方面完善党政联合立规备案审查制度:一是健全启动程序、增加外部启动程序,主要通过增加专项审查、建立党员提起审查建议的通道、赋予利害关系人提起审查建议的权利来激发启动活力;二是优化审查程序、建立联动审查机制,通过落实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双轨审查协调程序来增加监督合力;三是完善处理程序,建立异议处理机制,激活撤销程序;四是强化监督程序,增加责任追究程序,促进程序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