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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概览   法院  

摘要： “临港新片区诉讼服务智慧舱”正式启用2月6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召开2023年营商环境暨法治建设大会。会上，由市高院和临港新片区法律服务中心共同打造的“临港新片区诉讼服务智慧舱”正式启用。“智慧舱”24小时对外开放，具备网上信访、网上立案、材料递交、在线调解、在线庭审等多项功能。可为当事人提供“不打烊”的一站式、集约化诉讼服务，将充分节约当事人诉讼服务的等待、办理时间，提高诉讼服务效率，实现“司法便民零距离”。

关键词： 违约金酌减   违约金酌减标准   商事合同   证明责任  

摘要： 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当事人申请法院对违约金司法酌减的现象非常普遍,同时我国《民法典》对违约金司法酌减方面的规定较为抽象,所以对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出更高的要求。本文通过对违约金司法酌减案例展开系统研究,归纳出违约金酌减在实务中的关键问题,分析裁判文书内在逻辑及同案不同判的根本原因,以期为统一裁判尺度提供些许参考。 本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违约金司法酌减理论基础。违约金酌减案件多发,而学界对其褒贬不一,为分析违约金酌减,要从理论入手。首先探析违约金酌减现象的理念支撑,即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之间的均衡和公平原则;其次明确违约金司法酌减的适用对象,补偿性违约金可以适用而惩罚性违约金不能适用;再次梳理违约金司法酌减在我国立法上的前世今生;最后根据现有法规分析违约金司法酌减的综合衡量,包括实际损失、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等。第二部分是违约金司法酌减实证分析。先对2010—2021年违约金司法酌减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再深入研究2021年涉疫背景下违约金司法酌减现状,通过对大量违约金司法酌减案例的分析,由此发现,在违约金司法酌减的各地裁判中存在着裁判标准混乱、证明责任分配不一、违约金过高判断标准机械适用、违约金酌减极少考虑商事活动特点的问题。第三部分是违约金司法酌减规则的完善建议。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应完善五类高频合同违约金酌减规则,根据房屋买卖合同,买卖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租赁合同的特征和合同目的设立对应违约金酌减规则;应当确定“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认定规则,可以降低无法量化的损失之认定标准,统一违约金过高的判断标准;明确实际损失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违约方承担结果意义上的违约金过高的举证责任,之后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双方之间分配;还要根据商事合同及其违约金的特征,确立商事违约金的酌减规则。

关键词： 随机振动问题   单点随机激励   多点随机激励   基于稳定节点的光滑有限元(SNS-FEM)   面向对象   程序  

摘要： 在工程领域中,振动环境往往非常复杂且无法控制,这就导致工程结构所受载荷无法用精确的数学表达式来描述,因此采用统计学理论来分析结构振动响应问题是工程结构分析和评估的一种较为有效且符合实际的方法。在进行结构性能评估时往往需要通过大量随机振动试验模拟实际工况来获得数据样本,考虑到经济成本,通常在试验前期通过结构动力分析软件对结构响应进行预测。随着电子计算机和有限元技术的快速发展,CAE仿真软件以其计算效率高、成本低的优势在预测结构响应、分析结构性能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对于结构随机振动问题,正确处理随机激励、高精度求解结构振型以及高效的功率谱分析算法是正确求解随机响应的关键所在。本文主要在课题组隐式求解器框架基础上进行扩展,基于对随机振动分析算法的研究,开发了一套基于面向对象编程技术应用于求解结构线性随机振动问题的有限元程序。具体工作如下: (1)基于平稳随机激励概率统计学理论,推导了随机响应功率谱和相关函数的计算表达式;基于传统有限元理论离散问题域给出了结构动力学方程,对随机激励两种加载工况进行分析,其中对于基础激励加载工况问题,采用相对运动法对结构方程进行分块处理,结合模态叠加法对动力学方程进行降阶解耦,利用功率谱分析法推导得到了单点激励下随机响应求解格式,通过多个数值算例分析验证了算法的正确性。 (2)通过对多点激励相关性的分析,推导了整体随机激励功率谱密度矩阵的求解格式;基于单点激励下结构随机振动分析算法,扩展设计了多点随机激励下振动响应问题求解流程,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所设计算法流程的正确性。 (3)基于光滑有限元理论,推导了基于节点积分的三维振动系统方程,通过引入应变梯度稳定项得到了稳定节点积分算法的求解格式,并将其应用于随机振动问题求解研究,结果表明,稳定项的引入弥补了传统有限元造成模型刚度“偏硬”的不足,在求解结构振动问题也具有稳定性,能够得到计算精度较高的模态振型,保证计算精度的同时通过降低模型规模能有效提高随机响应计算效率。通过数值算例证明了该方法应用于随机振动分析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4)基于隐式求解器的基础数据类,开发了用于求解随机振动问题的有限元程序框架,详细介绍了随机振动程序的设计原则和基础类。将分析算法和类分模块定义为抽象类,指定完整规范的关键字输入文件格式,实现运行时多态机制,保证了程序的可扩展性和灵活性,为后续的功能拓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民事诉讼   普通程序   独任制  

摘要： 在我国,由于案件数量日益增多,以“合议制为主”的审判组织立法模式已不能适应当今司法实践的需要。与此同时,伴随着法官责任制的实施,并伴随着法官质量的持续提高,适当地将我国的独任制的适用领域进行扩展,让司法实践与法律的规定保持一致,这已经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种必然趋势。在进行繁简分流改革的过程中,长久存在于我国民事司法中的不合理的判决与诉讼过程的模式得到了改善,在这一进程中,对独任制与合议制的功能重塑,使其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繁简分流模式的实施有助于法官审判制度的完善,两者都符合审判制度的内部机制,具有强烈的逻辑联系。本文首先对我国民事诉讼独任制的发展历史进行阐述,从独任制的必要性介绍独任制的意义与影响,对独任制存在的必然性进行了剖析。其原因在于,目前的法律已经很难适应实际的需要,同时,合议制的弊端也逐渐显露,所以,要想减少法官的负担,迅速解决争议,唯有扩大独任制审判的应用范围。其次,论文从两个方面阐释了民事诉讼普通程序独任制的理论基础:一是独任制与诉讼成本与效益的关系;二是独任制与法官的素质的关系。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形式审理案件,与提升审判效率并不矛盾。普通程序独任制在节省司法资源的同时,也可以增加法官的责任心,案件的判决的效果和质量,并不逊色于使用了民主决策的合议制。再次,对我国民事诉讼独任制范围立法现状进行说明,并且在立法与司法两大制度上提出了独任制在我国适用范围上的不足。在立法层面上,案件类型过于单一,普通程序和独任制界限模糊,普通程序独任制法律规定不明确。但从司法实务角度看,存在着“变相扩张”、“形合实独”、法院程序转换制度不规范、当事人程序权利保障缺失等问题,亟待得到有效的处理。最后,结合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现状,对上述问题提出完善建议。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独任制与简易审理进行严格的区别,不能将审理的机构与审理的流程进行简单的衔接;通过对法院程序内部转化制度和给予当事人对判决组织的选择,来完善和提炼我国民事诉讼独任制制度。基于前述独任制价值基础,针对我国独任制提出完善意见。首先,提出要健全独任制和合议制的转换机制,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授予程序选择权,异议权等等,同时应进一步明确独任制法官的任职条件;其次,提出要强化配套制度的衔接,监督法官审判。

关键词： 破产法   破产程序   简易程序  

摘要： 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作为特征,竞争必然导致失败,破产在市场经济中起到淘汰失败者的作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大量的破产主体是那些规模较小、债权债务关系简单的企业,而我国目前并没有破产简易程序的相关内容,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如果不分情况适用普通程序,一定会造成司法资源浪费,而且普通程序历时较长,破产费用也会相应增加。一方面会打击这些企业主体利用破产程序完成退市的决心,另一方面会给司法机关带来巨大的压力,不利于我国破产法治化的推进。虽然我国审判实践进行了一些探索,但限于破产法没有相关规定,探索十分有限。因此,在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中增添简易程序的制度设计,为各地区提供统一适用的破产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指出了我国破产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即不能适应中小微企业破产这一困境。随即阐述了破产简易程序的概念与特征,提出应当基于什么原则构建简易程序,分析了简易程序构建的必要性。破产简易程序是指在破产案件中,满足某些条件的前提下,可以采用简化的程序进行审理,破产简易程序有着短期限性、减少手续及灵活性特征。在我国构建破产简易程序的过程中不仅要坚持效率原则,也要兼顾公正原则,同时注重费用相当原则。基于实现繁简分流、提高司法效率,完善破产法律体系,改善营商环境,构建破产简易程序确有必要。第二部分首先介绍了我国破产简易程序现状,随后着重对简易程序进行详细分析。对于破产简易程序,我国立法并未进行规定,而地方法院进行的实践探索又大不相同。笔者通过收集整理我国部分地区法院出台的文件,详细分析简易程序暴露出来的问题。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了国外构建破产简易程序的经验样本,借鉴了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相关规定,并着重分析了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提出的制度设计,以希为我国破产简易程序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第四部分提出了完善我国破产简易程序的建议。笔者以国外破产简易程序的成熟经验为样本,结合我国破产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一一提出了完善建议。主要从提高立法层级、明确适用范围、规定债权人视为认可制度、简化程序时间和程序环节、制定惩罚机制和保障债权人利益这几个方面进行相关规定。在简易程序的制度设计上,必须从国家审判实践中吸取教训,吸收国外立法经验,建立快捷、简单、灵活和低成本的破产程序。以缩短程序时间、减少程序环节为基本思路,贯彻效率原则,兼顾公正原则和费用相当原则,以债权人的保护为底线,才能适应我国审判实践对破产法的要求,顺应时代需求,实现当代立法精神。

关键词： 消费私益诉讼   群体性扩张   诉讼主体   路径选择   程序构建  

摘要： 消费诉讼案件涉及多元利益,需要通过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私益诉讼、公益诉讼程序发挥救济功效,并通过公私益诉讼的有效协调实现对多元消费利益的切实保障。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我国形成了消费诉讼主体公私益二元分离并立的模式。但消费诉讼主体公私益二元分离模式存在明显短板,不仅两类诉讼难以发挥其程序效益,并且难以保障多层次的消费者权益。本文在借鉴域外相关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证券诉讼中特别代表人制度构建的实际情况,论证我国消费私益诉讼主体群体性扩张的正当性,对我国消费私益诉讼主体群体性扩张的具体路径提出建议和进行程序构建并完善相应制度配套设计。具体而言,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进行论述: 第一部分是对我国消费诉讼主体公私益分离模式的现状分析。首先,描绘我国消费诉讼主体公私益分离模式的立法状况,了解该模式的基本成型与局部转型。其次,指出我国现行消费诉讼主体公私益分离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为代表人诉讼应对消费私益诉讼存在效用短板以及消费公益诉讼制度的利益保护功能受消极因素影响。最后,究其成因,我国消费诉讼主体公私益分离模式的双重困境与代表人诉讼未落实对集合性利益的保护和消费公益诉讼未明确对集合性利益的保护规定紧密相关。 第二部分是对我国消费私益诉讼主体群体性扩张的正当性证成。首先,我国消费私益诉讼主体群体性扩张的正当性,不仅在于其符合保护集合性消费利益之必要,还在于其契合构建协调性消费诉讼制度之必要。其次,我国消费私益诉讼主体群体性扩张在立法、实践、理论三方面均具备可行性,立法中消费集合性利益救济存在优化空间,实践中我国消费集体诉讼制度存在探索尝试以及理论上利用社会组织发挥消费集体诉讼救济作用存在制度基础。 第三部分是我国消费私益诉讼主体群体性扩张的路径选择。我国消费私益诉讼主体群体性扩张路径存在不同方向下的三种可能方案,包括消费公私益诉讼合并、引入诉讼第三人制度、拓宽代表人诉讼中适格当事人。首先,由于在理论上存在的障碍和在性质上存在的误读,消费公私益诉讼合并路径不适宜被我国采纳,应当尊重以消费公私益诉讼之间存在明显界分的前提。不过,这一方案提示注意要看到公益组织对于消费群体性纠纷解决的助益作用。其次,由于非独立性第三人在诉讼主体地位和制度构建上的固有不足,引入诉讼第三人方案在我国能够发挥的功能十分有限。最后,通过总结发现拓宽公益组织作为适格当事人已经成为域外群体性纠纷解决的共识,并同引入诉讼第三人比较而言,代表人诉讼中适格当事人具有明显突出的优势,因此拓宽代表人诉讼中适格当事人路径更宜成为我国的本土选择。 第四部分是我国消费私益诉讼主体群体性扩张路径的方案解构。首先,在框架原理上,我国的本土选择应当以拓宽代表人诉讼中适格当事人作为扩张的具体路径,坚持任意诉讼担当作为理论基础,明确损害赔偿类消费私益诉讼作为适用范围,坚持明示加入制作为主要聚合形式。其次,在具体程序运作上,构建启动程序,应适当借鉴证券诉讼特别代表人制度选择消协作为诉讼程序启动主体、明确程序的适用条件、细化启动程序的内部构造;构建司法审查程序,应明确形式上审查消协作为适格当事人是否符合法定委托人数,实质上审查委托授权的消费者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法律或事实问题;构建案件审理程序,应从消费者与消协之间、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关系两方面进行规则重构。最后,通过充实消协作为群体代表的制度支持和构建案件分流机制实现多元化解决纠纷以完善群体性扩张的配套制度。

关键词： 刑事诉讼   当事人   管辖权异议   管辖异议权   上诉权  

摘要： 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专门机关管辖案件的权力称为“管辖权”,作为刑事诉讼主体的当事人一方对管辖权力正当性的质疑即是“管辖权异议”。从当事人权利角度来看,其享有“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可简称为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权”。理应成为当事人法定程序性权利之一的管辖异议权迟迟未被立法从正面予以肯定,而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现象却层出不穷且司法适用混乱。立法与司法的反差折射出我国构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迫切性。基于程序正义理念,赋予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利是保障当事人诉权的有力举措之一,构建以该权利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是实现司法公平正义理念的应有之义。 按照“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论,研究该制度必须以现有的司法实践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对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真实情况予以呈现,从而对司法现象中所存在的问题及问题背后的原因进行探寻。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现象主要从异议主体、异议对象、异议理由、异议时间与方式及异议的处理与救济程序等方面予以客观展现。基于立法的缺失,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异议主体范围过大、异议理由复杂难以类型化概括、异议提出的时间及方式非规范化、异议处理程序的形式化以及救济程序的空白等问题。可以说,立法的缺失是导致上述问题的直接原因,而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我国长期以来的“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偏向、“有罪推定”原则的思维主导、公权力的权威性不容置疑及司法独立原则难以贯彻落实。 一项制度的初步构建需要对其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分析。该制度构建必要性主要在于:有利于完善现有的刑事诉讼管辖制度体系,进而解决司法实践中因管辖权异议而引起的司法冲突现象。其次,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从而树立司法权威。最后,当事人有权对管辖权力提出异议有利于实现管辖程序正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益,最终实现保障人权的宪法目标。与此同时,我国的法制土壤为该项制度提供了良好的适应环境。在我国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范围内已建立起管辖权异议制度,虽然诉讼类型有所差异,但其制度的底层逻辑仍是共通的,可为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建立提供参考。我国现有的指定管辖制度、回避制度与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可以互相支撑、互相补充,形成制度联动效应。最后,在建立该制度的过程中,应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思想,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应适当加以借鉴。 如何具体构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对待这一本质问题,首先应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国内实际情况与域外有益经验为参照;其次,就制度具体设计而言,分别从明确异议主体范围、根据异议类型确定异议对象、规范异议理由、合理限定异议时间与方式以及设定异议处理与救济程序等方面予以搭建。唯有细致分析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从提出到处理完毕过程中的各方主体及其对应行为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才能构建行之有效的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

关键词： 正当防卫   证明责任   构成要件   犯罪定义   有罪推定  

摘要： 正当防卫证明责任的分配不仅是一个刑事程序法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实体法问题。普通法传统上要求被告人承担正当防卫的证明责任，20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对传统规则的认可是以犯罪定义的“有罪”推定机能为基础的。区分正当化事由和免责事由可以为20世纪后期英美法系国家大部分司法管辖区将正当防卫的说服责任分配给控诉方提供体系上的解释。大陆法系在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上的分歧根源于对构成要件的性质和三阶层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核心在于构成要件是否具有对“有罪”的推定机能。中国四要件犯罪构成与正当防卫的关系之争是当前正当防卫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摇摆不定的实体法原因。仅仅区分积极要素与消极要素的分层次体系不足以支持确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只有建立“评价对象—对象评价”的犯罪构造，对犯罪构成四个方面要件的内容和体系性功能进行改造，才能稳定地支持将正当防卫的全部证明责任分配给控诉方。

关键词： 企业破产   破产清算   简易程序  

摘要： 近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陷入经营危机的企业选择通过破产程序退出市场,案件中破产清算程序的数量占比较大。破产清算程序是多数破产企业选择的破产程序,也是出清企业、优化营商环境的有效措施,然而冗长繁杂的破产程序让很多经营困难的企业望而却步,关于破产简易程序的讨论由来已久,企业破产法(草案)但书有所涉及简易程序,但最终《企业破产法》中并未保留简易程序章节。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和各地区法院编制的破产案件快速审理指引为破产案件的简易审理提供了参考,也是为了达到节约司法资源、提高破产效率的目的。然各地对简易程序的启动标准和具体内容缺乏统一规定,对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之间转换的规定也存在诸多问题,与推进简易程序密切相关的法院和工商、税务等部门也未能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全国各地法院适用破产简易程序的过程中显露出各式问题。完善企业破产法应当从立法层面构建更加统一、高效、便宜、快捷的简易破产程,健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之间的转换机制,完善行政司法配套措施,以缓解法院审理破产案件的压力、满足企业的破产需求,帮助企业经破产程序真正的退出市场,帮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市场营商环境。

关键词： 行政处罚   主观要件   过错推定   证明责任  

摘要： 自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是否包含主观要件始终未有定论,并演化为“客观归责”说及“主观归责”说两大派别,根据相应立场持“裁量要件”说及“构成要件”说。2021年《行政处罚法》迎来重大修改,第三十三条细化“轻微不罚”并新增“首违不罚”与“无错不罚”规定。从立法层面确立行政处罚责任主义,肯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观要件,终结行政处罚的“客观归责”观点,为更好地保障当事人权益迈出重大一步。但责任主义的立法态度却似乎并未在现实中得到很好回应,主观要件的适用问题接踵而至。从规范层面来看,条文与条文间的关系(减轻、从轻处罚与不予处罚)、条文内部之间的关系(轻微不罚与无错不罚)、处罚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不予处罚与免予处罚)均有待厘清;从实践层面来看,行政处罚中混合过错的复杂现实情形、行政处罚中“过错推定”原则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饱受质疑及相应的证明标准模糊不清。而上述种种却在《行政处罚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均未予以明确。 首先,本文从行政处罚主观要件适用困境出发,从理论上概括为主观要件法律性质的争议及由此所引发的体系化解读缺失;从实践上聚焦于主观要件的适用路径不明确及其所引发的“过错推定”原则确立下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及标准等问题。其次,从规范层面展开行政处罚主观要件的体系化解读。以时间线索梳理主观要件适用规范,从罚则视角切入,通过区分“轻微不罚”与“无错不罚”、“不予处罚”与“免予处罚”,展现我国行政处罚主观要件适用之全貌,力图厘清规范中条文内部、条文与条文、处罚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并得出我国行政处罚主观要件“有法可依”但“有法难依”的现状。 再次,从实践层面进行行政处罚主观要件适用路径研究。认知层面,鉴于行政法上过错多数体现为“过失”的主观心态,故可参照刑法“过失犯”理论,将主观要件的适用逻辑拆解为违法行为人负有某种法定注意义务及违反法定注意义务而产生了法不容忍的危险。实践层面,行政处罚主观要件的适用除了规范视角责任轻重的裁量,也同样可从主体视角体现为行政处罚相对人之间的混合过错、行政相对人与第三人的混合过错、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混合过错。此外,对与饱受争议的行政处罚“过错推定”推定原则,应采“主观过错标准”进行证明责任的分配,而并非一概由违法行为人予以证明。对于主观要件的证明标准应区分具体情形,进行多元化构建。 最后,对主观要件进行体系化解读及适用路径探究的基础上,提出梳理主观要件正确观念及完善主观要件现行制度的个人意见,以期通过厘清主观要件法律性质、树立“阶层”体系思维、完善制度构建、补充执法适用、开展法治学习教育等方面为我国行政处罚主观要件的适用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