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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物业服务合同   业主委员会   抗辩权   安全保障义务   解除权   诉讼主体  

摘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房地产行业在城市化进程中蒸蒸日上,居民的住房制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原来统一的单位分配制、自建房管理模式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人们迎来了新的商品房时代。同时,公众对房屋质量和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需求,这样物业服务行业应运而生,并以“爆炸式”的速度进入规模化的发展阶段,并快速融入城市居民生活中。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个新兴行业,其物业管理运作模式仍有待加强,相应的法律规范也存在较多立法空白。另一方面,物业管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区服务,与住户的生活密切联系,调节的社会关系十分错综复杂。因此,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物业管理纠纷数量在近几年来呈快速攀升态势。在现实生活中,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之间僵持不下、当庭对抗的局面不胜枚举,甚至还引发了严重的群体性治安纠纷事件。如何快速有效化解层不出穷的物业服务纠纷,已经成为社会重点关注的民生问题。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并以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法律适用为出发点,概括了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并做了简要的文献综述。通过检索和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物业纠纷案件,深入分析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频发的原因,并全方位地阐述了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的基本特征。第二部分通过研讨物业服务纠纷判例,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业主的诉讼主体资格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由于立法对业主委员会的民事主体地位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司法实践对于是否承认业主委员会资格的做法亦不相同,进而提出赋予业主委员会的民事主体资格可行性意见。第三部分由几个典型案例提炼出业主行使抗辩权纠纷存在的问题,总结出业主行使抗辩权的正当事由包括瑕疵履行、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违规收费等情形,归纳出业主抗辩权的无效包括业主主张并非合同签订主体、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因房屋质量问题等情形,并提出优化业主抗辩权适用的建议。第四部分立足于案例,提炼出物业安全保障义务纠纷的主要争议,即物业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和范围,并根据所涉纠纷的致害原因和处理原则的不同,将物业的安全保障义务纠纷分为第三人侵权时和无第三人侵权时两种类型,前者一般是物业公司所有的建筑物或者设施致人损害,后者通常时业主在专有区域遭受第三人非法侵害,并就如何改进物业安全保障义务的措施进行探讨。第五部分以司法案例为切入点,对物业服务合同解除纠纷的主体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单个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四方主体的解除权展开阐述,根据相关的裁判观点,并为实务界更好地解决此类纠纷提出规范物业服务合同解除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简易程序   适用条件   适用范畴  

摘要：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中的一项创新成果。随着该制度改革常态化、法律化的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数量逐年上升,由此引发案件办理效率低、救济效果不佳等问题。为了应对案件数量激增情况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周期长、费用高”难题,高效优化配置有限的行政资源、提高案件办理效率和保障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需求,区别于普通程序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应运而生。相较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具有效率高、成本低、时间短等价值。当前,不少区域生态环境管理职能部门正在不断探索对简单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采用简易程序办理。但是,有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的规范探索正处于初步阶段,并且,基于我国现行有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规定主要依赖于政策驱动导向展开实践探索,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法律性质和程序规定尚无统一明确,导致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的运行难以实现其适用的目的效果。因此,有必要结合案例分析研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适用存在的法律问题。本文选取湖南、贵州、山东三个省份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关适用简易程序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典例作为研究起点,从程序适用角度探究实务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适用的相关核心法律问题,并对其逐一展开法理论证,从而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和适用范畴予以厘清和确定。与此同时,通过建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的转换规则,以保障赔偿义务人的程序性权利。基于此,才能实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的高效运行,更好展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救济的优越性和实操性。本文主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典型案例的导入和法律适用问题的提炼。以选取三个改革试点省份具有代表性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适用典例为切入点,探寻简易程序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应用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适用问题。通过实证分析之后,总结提炼了三个核心法律问题,分别为:第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确定问题;第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范畴界定问题;第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的转换问题。第二部分为核心法律问题的法理分析。主要是对第二部分提炼的三个核心法律适用问题通过结合部分省区市的具体规范性文件规定情况,对其进行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的法理论证,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第三部分为研究启示建议。主要是提出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适用机制的完善对策,包括调整并细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范畴以及建构这一程序适用的转换规则。由此冀望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常态化并实现生态环境损害的及时高效救济。

关键词： 行政公益诉讼   客观诉讼   个人信息   检察监督   救济机制  

摘要： 信息技术发展使得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和流通变得易如反掌,获取技术的跟进意味着安全敞口的日益扩大。当前,个人信息侵权救济大多诉诸于私力救济以及公法保护的“双轮治理”模式。然而,既存于人格权保护体系下的个人信息,其被侵害时所涉的公共利益与检察机关履行监督权的范围高度一致,符合公益诉讼的受案特征。行政公益诉讼的架构和程序使得其制度适用具有比较优势,个人信息闭环保护的实现离不开检察机关对双重身份下的行政机关予以监督和制约,《个人信息保护法》亦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适用预留了空间,将行政公益诉讼这一救济方式运用到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既符合法理基础又切实可行。在对典型案例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依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适用范围逼仄,诉前程序欠缺规范指引,加之相关配套机制的匮乏,使得完善行政公益诉讼的救济方式势在必行。文章通过界定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的概念、坚持事前预防与过程规制相结合、积极探索主动性线索挖掘渠道来适度拓展制度的适用范围;通过建立跨区域管辖以及线索移送机制和建立健全整改后修复效果评估机制来实现个人信息保护行政公益诉讼配套机制的完善;通过完善立法框定履职范围确定监督对象和优化检察建议来实现诉前程序的规范建设。希望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为行政公益诉讼更好地引入和运用到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提供思路。

关键词：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公开条件   公开内容   公开程序   救济机制  

摘要： 通过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相关价值取向以及现有立法规范的具体分析,可发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条件判断标准不明,二是公开的内容泛化侵犯隐私权,三是公开的前置程序缺失,四是救济机制难以满足权利救济需要。对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可得出以下成因,具体包括“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公开条件的模糊性、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存在公私益间的价值冲突、现有公开程序规定明显不足和现行救济机制存在明显漏洞。针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所存在的问题,基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遵循比例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的考量,从公开条件、公开内容、公开程序以及公开的救济机制四个角度出发提出完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建议。在公开条件上,需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具体化出发,构建明确的“行为标准”与“公众人物标准”;在公开内容上,需贯彻比例原则,对个人识别性信息作隐匿处理;在公开程序上,设立事前评估和预先告知的前置程序,落实第三方参与程序;在公开的救济机制上,在事前救济中完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事中救济中确立预先禁止令制度,事后救济中引入重新审理标准。

关键词： 羁押必要性   社会危险性   证明责任   证明标准   证明方法  

摘要： 羁押率居高不下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长久以来难以根治的突出问题,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关乎到我国“少捕慎诉”“降低羁押率”等司法改革目标能否最终实现。为了避免羁押演变为一种“预期刑罚”,我国在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首次确立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并随后出台了具体规定予以指引,旨在对羁押进行持续监督,解决高羁押率这一难题。在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运行十年以来,该制度如今面临审查趋于形式化的问题,而证明机制的构建能够驱使羁押必要性审查突破运行瓶颈,走向实质化,让检察官能够清楚地把握审查内容与审查标准,并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独立性。 本文首先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概念及制度结构进行梳理,从立法及司法解释的现有规定、司法实务现状两个层面对该制度之证明机制现状进行剖析,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现存问题。明确目前立法上对证明对象的规定已经相对清晰,司法实务人员在实际操作中的把握难度已经较小。但是对于证明责任、证明标准、证明方法等内容,由于立法上的缺失,司法实务人员往往采用“自由心证”的方法,在实际办案中过于依靠经验主义。由于我国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证明机制方面几乎为空白,故,本文随后对羁押必要性审查中建立证明机制的必要性进行了述明。明确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存在司法证明,并对证明类型进行归类梳理。阐述证明机制确立对于羁押必要性审查走向实质化的功能价值。最后,结合我国实际而构建一套较为具体的羁押必要性审查证明机制。再度明确证明对象为逮捕后被羁押者的相关情况是否发生了“变化”;依职权启动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一般由检察机关负担查明义务,但若为“径行逮捕”或是逮捕环节中对“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有所欠缺时,需要由公安机关承担协助查明义务;若是依申请启动的,其证明责任则一般由申请方承担。对于证明标准则根据不同的启动方式和不同阶段等等来划分,以不同的启动方式划分,依申请启动的为“优势证据”标准,依职权启动的为“清楚和有说服力”的标准。以不同的阶段而言,侦查阶段对申请方采用“优势证据”标准,对检察机关仍旧为“清楚和有说服力”的标准,审查和起诉阶段采用“清楚和有说服力”的标准等;对于证明方法亦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层次化的划分,对于“羁押的合法性”及要件,采取“准严格证明”的证明方法,对于“社会危险性”与“羁押的必要性”采取“自由证明”证明方法。

关键词： 银行卡盗刷   安全保障义务   告知义务   证明责任  

摘要： 银行卡盗刷中民事责任负担问题复杂,司法实践中,持卡人向发卡行主张资金损失赔偿责任的要件事实证明责任,以及发卡行主张免责事由的证明责任负担都有较大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和169号指导案例并没有克服我国司法实践中同(类)案不同判的现象。为明确主体间的证明责任负担问题,本文从169号指导案例的基本案情出发,对银行卡盗刷纠纷中的法律关系展开梳理,总体上对持卡人和发卡行之间的证明责任问题进行辨析,对银行安全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持卡人未妥善保管信息义务和银行告知义务之银行可免责事由进行着重分析,构建系统完备的银行卡盗刷案件中证明责任规范体系。全文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169号指导案例中的证明责任问题。169号指导案例系网络盗刷案件,持卡人向发卡行主张损失赔偿责任,双方的法律关系为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原告基于合同关系向被告主张赔偿责任所应证明的案件事实以及被告免责所应证明的案件事实是该案的审理重点。法院认定持卡人(原告)应当证明的案件事实相对较为简单,而发卡行(被告)应当证明的免责事由较多,这种证明责任负担是否公正很容易产生疑问。第二部分,169号指导案例中双方主体的证明责任负担。在169号指导案例中,持卡人提供证据证明他人盗用持卡人名义进行网络交易,请求发卡行承担被盗刷账户资金减少的损失赔偿责任,发卡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由此,作为权利产生根据的要件事实——持卡人与银行之间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的要件事实、盗刷事实(持卡人的资金损失)应由持卡人承担证明责任。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事实为发卡的行免责事由,应由发卡行承担证明责任。第三部分,持卡人信息妥善保管义务事实的证明责任负担。在169号案例判决中,法院论证提及“持卡人的信息妥善保管义务”,“持卡人违反信息妥善保管义务”亦为发卡行的免责事由,该项事由同样应由发卡行承担证明责任。第四部分,发卡行履行告知义务事实的证明责任负担。发卡行告知义务是其安全保障义务之外的重要合同义务。持卡人因对金融业务不熟的不当操作导致资金被盗刷向银行主张赔偿责任的,银行应对其已尽到告知义务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第五部分,持卡人和发卡行在银行卡盗刷中的过错均由发卡行承担证明责任。归结银行卡盗刷中的各种情形可以看出,而作为金融产品的消费者,持卡人向发卡行主张资金损失赔偿责任,其权利构成要件并不包括合同相对人(发卡行)的过错,持卡人仅对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的要件事实、盗刷事实(资金损失)等最为基本的权利产生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而作为专业机构,发卡行承担更多的诉讼风险,双方(不存在)过错均作为免责事由,由发卡行承担证明责任。

关键词： 股东代表诉讼   调解   利益平衡  

摘要： 我国《公司法》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赋予股东在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不愿或不能起诉侵害公司利益的相对人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的权利。通过引进外部司法的介入,从而对公司的直接利益和股东的间接利益进行保护。对于一般民事诉讼调解,《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法律和司法解释进行了专门规定和说明。但是,由于股东代表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行为具有商事属性,相较于一般民事主体更加关注利益得失。并且,原告股东的诉权具有“代表性”和“派生性”,使得其行使的调解处分权也属于形式权利,调解的实质结果需要公司和全体股东承担,而调解涉及的原告股东、公司和非参诉股东之间利益存在异质性。因此,一般民事诉讼调解的规定在股东代表诉讼调解中无法实现有效适用,而应该从《公司法》的视角,基于商事的考量,明确对其的特别规定。具体来说,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在股东代表诉讼的调解中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股东代表诉讼调解过程中原告股东处分权的边界范围不明确,存在原告股东处分公司和非涉诉股东利益的可能。第二,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发布的裁判指导性文件《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规定调解协议需要由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通过,则可能导致控股股东对原告股东进行二次“压迫”。第三,在没有设立调解异议权的情况下,股东代表诉讼调解过程中,若调解协议存在不公,承担调解实质结果的公司和非参诉股东无法进行意思表示,对其的权益保障存在隐患。第四,在股东代表诉讼调解协议的合理性判定方面,由于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判定要素,导致法官只能依据自身对股东代表诉讼调解的理解,参照已有案例进行主观判断,能否确保调解协议真正的公平合理有待商榷。针对上述不足,对股东代表诉讼调解的立法完善应以现有制度为基础,进一步增强法律规定的针对性。充分发挥调解制度的快速化解纠纷、节约司法成本作用,允许和鼓励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进行调解,拓宽股东代表诉讼的息诉渠道,从而进一步降低中小股东维权成本、保障公司稳定和正常经营,最终通过调解实现涉诉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在具体规定上,要结合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股东仅拥有诉讼权利而诉讼利益归属公司的特殊情况,对股东代表诉讼调解中原告股东的处分权进行必要限制。从维护公司和非参诉股东权益角度出发,保障调解协议异议权的行使。通过丰富和完善合理性判定要素,确保股东代表诉讼调解协议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合法合理。最终,使股东代表诉讼调解能够发挥出其定分止争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证明责任   提供证据责任   违约金过高   法律问题  

摘要： 违约金过高,法律规定司法裁判时可进行违约金调减,这一规则符合实现实质公平的价值理念,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但实践中试图通过证明责任分配的思路来解决案件中“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损失”的问题,反映出我国在理解证明责任理论针对对象上的误解。 “违约金过高”案件的司法实践表明,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存在着不统一的现象,阐述了“违约金过高”的证明责任分配学说,目前有违约方负证明责任说、守约方负证明责任说、证明责任转换说和违约方作为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非违约方亦要提供相应证据说等。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解释等有关规定中,对这一问题的表述都有语焉不详或者存在相互矛盾之处。 违约金酌减的构成要件是“违约金过高”,着重分析这一要件的性质,论证了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的区分,违约金“过高”是单纯的评价性要件,所以它是一个法律问题,不适用证明责任,主张违约金过高,不存在当事人的证明责任问题。在审理案件时法官会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并依据公平正义原则和诚实守信原则进行评估,最终作出裁决。从证明责任分配对象的角度论证违约金过高中的“过分高于”这一要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法律判断问题,在评价性要件下,对于违约金是否过高在于法官的评价,此时如何界定真伪不明。 出现这种混乱现象的原因在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清晰,如违约方负证明责任说、守约方负证明责任说是因为对证明责任分配的误识。另外一个原因是证明责任对象把握不清,生活事实不适用证明责任,只适用提供证据责任,单纯的法律问题也不存在证明责任。证明责任转换说则是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和证明责任,需要对二者进行区分和比较。提供证据责任可以进行转换,但是证明责任是始终固定在一方,不可以进行转换,对证明责任转换说进行了批判。 证明责任分配对象只能是要件事实,而非“案件事实”,违约金过高的争议并不存在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只能通过提供证据责任,其与固定在一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性质完全不同,提供证据责任是以法官的不利心证为转移,主张违约金过高不存在当事人的证明责任问题。 因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评价的因素不是基于某一个具体的生活的事实,而是多个方面,比如对方有过错涉及到对过错事实的证明,这涉及到提供证据,但是并不能单根据这一方面法官就能作出判断,还有顾及其他因素,比如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由于法律规定了违约金是否过高是综合的判断,而且是由法官酌定,酌定就决定了是法官裁量的问题,当事人在这一方是可以进行辩论,把它具体化到是否存在过错的时候,此时当事人可以进一步提供证据并进行辩论,举出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法院   预算   绩效管理  

摘要：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了预算绩效管理方面工作。201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更是明确提出了“更加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强化责任约束,力争用3-5年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与此同时,全国法院也正处于逐步实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过渡时期,司法权要逐步摆脱地方的制约,确保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与司法体制改革同步开展的时期,法院通过优化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能够推动实现司法公正。在此背景下,法院应充分适应在新的环境下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所提出的新的要求。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基层法院还普遍存在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重视度不够、全流程工作不细致、工作开展不深入等方面的问题。作者通过收集国内外有关预算绩效相关方面的文献资料,结合具体工作实践,对基层法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行了探讨。同时,选取J法院作为研究对象,对该法院基本情况、组织结构及近年来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项目绩效情况展开介绍,通过案例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及深度访谈法,获取相关工作数据、资料,据此梳理了J法院预算绩效管理的实际现状,并分析了目前该院在预算绩效管理方面各个流程存在的具体问题以及形成该问题的深层次影响因素。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一是加强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视度;二是完善预算绩效管理编制流程;三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监控及评价工作;四是及时应用预算绩效评价结果;五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信息化建设。通过以上对策,希望能够为J法院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参考,并为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基层法院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一些启发。全文创新之处在于,通过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于预算绩效管理的研究,将研究成果与法院具体工作相结合,在研究角度上有所创新。然而,选取J法院作为案例分析对象,J法院仅为中部财政欠发达地区的一个基层法院,其存在的问题无法代表全国基层法院所存在的共性问题,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关键词： 科学规范   病理学   证据   证明   程序  

摘要： 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病理诊断结论莫衷一是。病理学规范是针对不特定主体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等反复适用的病理诊断指示，其反复适用表现为演绎模式。病理学大前提是疾病的规范表达样式，小前提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并通过程序化证明而获得的疾病事实，结论则是确诊。病理学的证据、证明、程序的规范性是病理学规范何以可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