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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人事争议   协商   调解   仲裁  

摘要：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变革,瑞安市的经济迅速发展,私营企业兴衰更替,众多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劳动关系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自2008年《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出台之后,劳动人事争议案件量呈井喷式增长。尤其是近年来劳动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加之用人单位受疫情影响而导致社会总体经济下行,瑞安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且呈逐年上升态势,且呈现类型多样化、诉求复杂化的趋势。而基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普遍出现“案多人少”,工作压力急剧增大。囿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隶属于县级市行政单位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体系、监管机制、机构建设和人员配置等方面都存在不足之处,有待提升与完善。本文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相关概念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发展等基本理论作为着力点,从瑞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实际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入手,通过对瑞安市2018-2022年8月底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处理情况的数据统计分析瑞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的现状,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深入探讨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结合瑞安市仲裁机构的实际情况,从多角度提出完善瑞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工作的可操作性建议,旨在完善瑞安市基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调解处理机制,使得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在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时把握正确的处理角度,采取合理的处理方式,取得良好的处理效果,真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人事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的稳定,逐步塑造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和仲裁员公平、公正、权威的社会形象,巩固其在新时期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基础。

关键词： 民法典   民事主体   证明责任   善意取得   人格权禁令  

摘要： 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同实施是“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关键核心技术。两法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虽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端倪，但并无“先实体、后程序”或“先程序、后实体”之痼疾。通过强调独立性，民事诉讼法在40年前即完成形式法典化。强调独立性和能动性并弱化协同性的路径依赖逐渐生成，与民法脱钩从权宜之计内化为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底层逻辑。两法协同实施面临四重困境，具体表现为民法规范的动态化、阶层化困境，实体构成要件的证明困境，法律效果的空转与裁判效力泛化困境，民事权利保护与诉讼程序的错位困境。进入《民法典》时代，独立化与能动化愈发加剧民事诉讼贫困化，即相对民事实体法强调独立性，对于民事司法实践又欠缺自主性。“切实实施民法典”必须直面“诉讼爆炸”“案多人少”的时代挑战。在科学配置“人案比”的基础上，亲近民法的民事诉讼立法、司法和理论转向是正确实施《民法典》的时代要求。

关键词： 法官释明   不当释明   救济机制  

摘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法治建设也在不断地稳步向前,这为以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核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基础。20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从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逐渐向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进行过渡,在这一司法背景下,对法院审判权和当事人诉权的关系进行平衡成为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法官释明制度就应运而生了。作为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程序中较为重要的一项理论制度,设立释明制度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平衡不同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环节中不可避免的能力差异,即当诉讼过程中出现了当事人主张或论述不够明确或适当的情况时,法官依职权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释明,引导当事人进一步澄明自己的主张,以同时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效果。本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在对法官释明制度的基本理论体系进行介绍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两大法系中法官释明制度的理论及制度演进进行研究,通过对当前我国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基本状况及产生的原因展开深入的剖析,进而明确了对我国法官释明制度进行完善的必要性,并对此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构想,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官释明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本文拟通过比较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基本法学研究方法,对法官释明的基本概念和性质界定,释明权制度的发展现状以及如何完善现有的释明权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探索出一系列的方法和路径。 本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法官释明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行简要概述。首先,介绍了法官释明制度的涵义、性质、特征和分类。其次,通过对法官释明制度的法理依据进行研究,进一步论证其制度设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域外法官释明制度的考察借鉴。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对法官释明制度国内外的发展路径和历史沿革进行了比较法意义上的考察,通过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代表国家的法官释明制度的介绍,为我国的法官释明制度的发展提供借鉴。第三部分是关于我国法官释明制度的现状评析。以该制度的构建背景为逻辑起点,通过对释明权制度在我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现状的整理和分析,通过分析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由强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发展变化,剖析了我国法官释明制度现阶段存在的缺陷。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如何推动我国法官释明制度的发展完善,该部分以第三部分关于我国法官释明制度的现状评析及存在的问题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法官释明制度的具体建议,主要包括完善法官释明立法、明确释明制度的界限和范围、明确法官释明的阶段以及完善不当释明的法律责任及救济机制等四个方面的举措。通过以上举措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官释明制度。

关键词： 制度体系   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   重要制度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一个又一个日夜的探索中获得的成果,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胜利果实的摘取,就与我国制度体系产生的作用密切相关。同时,面对风卷云涌的发展浪潮以及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立足积跬步以至千里的道理,在全面小康建成这一胜利果实印证制度体系可靠的基础上,我们党继续乘着这一制度体系优势的东风,进一步推动着我国制度体系渐进健全,这既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建制度堡垒,又是为世界制度文明的拓展注入东方力量。本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切入点,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生成的理论基础,阐明其内部架构以及内在关系,最终探讨其展现出的价值。全篇以理论与价值同步交织,一同勾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论述的经纬图。 论文首先从科学理论、中华文化和他国制度三个方面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生成所吸收的理论养分,总结了我国制度体系是在吸取不同思想理论精华,并在结合自身情况的基础上对这些思想理论进行批判升华的过程中而逐渐产生的,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传统制度文化”、“其他国家制度模式”等关键要素的研究,总结出了其生成的理论前提。其次,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以及重要制度三个视角出发,分别阐述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构成内容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各个制度要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当中的地位及所其发挥出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各制度要素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发挥作用的重要程度。再次,从内在关系角度出发,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内在的三大核心制度要素之间的关系,即它们之间存在着的统一性、差异性和联系性。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具备科学理论内核且呈现系统完备、创新发展、动态建构的制度体系,因此,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个维度出发,论述科学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价值所在,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发展、对新型制度体系的创制、为民族复兴提供的坚实制度保障、助力于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民法典   个体工商户   证明责任   夫妻共同债务  

摘要： 个体工商户是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法典》第56条规定了个体工商户产生债务纠纷时,非家庭经营的证明责任由个体工商户承担,但是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若用于共同生产经营,则由债权人承担证明责任。因此在夫妻一方借贷且为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时,适用不同的法条,将会出现不同的证明责任承担,法条规定的冲突,再加上家庭经营内涵的不明确,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不少类案不同判的情形。本文旨在通过厘清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结合理论与案例,对个体工商户共同经营的证明责任分配进行体系化研究。 全文主要由以下四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主要内容是个体工商户共同经营证明责任分配的现状考察。在个体工商户产生夫妻共同债务的证明责任分配上,《民法典》总则与婚姻家庭编规定相冲突。《民法典》第56条将证明责任的承担分配给了个体工商户,而第1064条将证明责任分配给了债权人,适用《民法典》第56条与适用《民法典》第1064条,将产生不同的分配结果,导致不同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通过案例检索与分析,发现有相当多的案例涉及到个体工商户的家庭经营认定的问题,但是根据法院适用法律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判决结果,即《民法典》第56条与第1064条的冲突已经造成了实践中的同案异判,不利于司法公正与稳定。这样的冲突本质上是对同一法律要件进行了不同的规定,如此的规定导致了“共同经营”既作为权利成立要件,又作为权利妨碍要件的尴尬局面。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是个体工商户共同经营证明责任分配的冲突原因。从价值选择来看,最后,《民法典》第56条与第1064条体现了不同的价值理念,第56条更倾向于保护交易,而第1064条更倾向于家庭保护。从《民法典》的立法来看,民法典对裁判规范与行为规范的混淆。而冲突客观存在的原因是个体工商户经营情况的判断标准失灵,个体工商户的工商登记难以反映实际经营状况,因此法院裁判时不能仅仅依靠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的组织形式来判断个体工商户为个人经营或家庭经营,因此需要通过证据来进行判断,而实践中,个体工商户家庭经营认定标准不一,更加剧了同案异判。 第三部分主要内容是个体工商户共同经营证明责任分配冲突的后果。目前的个体工商户共同经营证明责任分配冲突主要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从表征上来看是同案异判,损害司法权威;从实质上看是对个体工商户群体利益的损害。第56条将个体工商户推定为家庭经营,会给个体工商户带来极大的证明负担,因为非家庭经营为消极事实,难以证明;此种证明责任分配方法也不利于家庭保护的价值,《民法典》第56条将个体工商户的配偶拖入债务风险中,对于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来说,婚姻不如非婚同居有吸引力,不利于婚姻保护,最后,此种分配方法也忽视了债的相对性原则和合同自由。 第四部分主要内容是个体工商户共同经营证明责任分配的具体构想。民法中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原则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由债权人承担证明责任更符合民法证明责任分配的实质性原则——意思自治原则,也更符合利益衡量原则——由债权人承担证明责任能够倒逼债权人做到注意义务,符合个体工商户登记制度的公开透明化进程,保护婚姻与债务人配偶的利益。最后,从诉讼效果上考虑,证明责任制度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得到适用,法院应当尽可能地减少证明责任(结果责任)的适用。仅凭证明责任的分配并不能带来公平,因此应当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足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思维转换为“证明负担”的减轻,以缓和个体工商户共同经营证明责任分配的适用。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根本制度   基本制度   重要制度   制度自信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内在逻辑问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0ZDA010），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及制度体系内在逻辑等重要理论问题，对此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该项目首席专家肖贵清，

关键词： 先行调解   调解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摘要： 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行调解制度以其程序简易高效、过程对抗性弱、方式灵活多样等优势弥补着诉讼的短板,缓解着诉讼压力。2021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旨在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化解纠纷;2022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健全中国特色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的工作报告。可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受到国家的重视,先行调解制度已成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搜索资料了解先行调解制度在全国的运行状况以及深入调研H市J区基层法院后发现,先行调解制度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仍存在部分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先行调解制度效能的发挥和价值的实现意义重大。文章重点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考察较不发达地区基层法院先行调解制度的实际应用,通过访谈法官及法院相关负责人、搜集分析相关数据以及分析典型案例的方式发现问题,以点带面认知目前该制度存在的不足,并参考域外相关制度提出完善建议,以此助力先行调解制度以及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和发展。文章包含五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参考相关法律法规、相关研究人员的观点与司法解释,对先行调解的概念作出解释,包括时间界定以及性质界定,辨析先行调解制度和非诉讼调解、诉讼调解制度。第二部分,围绕我国先行调解制度的运行现状进行司法实践考察,访谈法官及相关负责人,掌握法院先行调解制度适用数据、运行流程,分析典型案例。第三部分,基于实践考察结果,提出此项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包括调解主体不一致、适用范围不明确、启动机制不规范以及司法确认程序未能保障调解协议的合法性。第四部分,研究域外调解制度,对其相关理论进行借鉴参考,以期完善我国先行调解制度。第五部分,基于我国司法实践,对先行调解制度提出完善建议:其一,明确先行调解的主体。其二,明确先行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其三,规范先行调解制度的启动机制。其四,构建防范虚假司法确认制度。

关键词：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预防性责任   重大风险   证明责任  

摘要： 随着人们对社会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国内对于环境侵害的问题愈发重视。现阶段,环境侵害的首要民事责任是损害赔偿,即使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亦是如此。但鉴于环境侵害的复杂性、潜伏期长、不可逆性等特征,以及绿色生态文明的理念不断深入,预防性原则的不断落实,实践中也在不断尝试突破“无损害无救济”的传统侵权责任法的理念模式,开始转变为事前风险预防。在环境司法中强调适用预防性责任,想要达到预防环境损害的效果。环境相关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不断增多,这一趋势呈现出逐渐加强的势态,也有原告主张预防性责任。其中独立主张预防性责任的案件较少,并且存在立案难、成本高的问题,大多是与损害赔偿责任共同提起的。附带提起的问题在于环境已经遭受侵害,只是预防环境损害结果的扩大,不能从根源上防止损害。因此,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下,规范预防性责任适用规则是十分必要。文章首先选取三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例,从中总结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预防性责任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损害认定标准不明确、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明判断标准不具体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预防性责任的适用范围模糊且形式单一的问题。其次通过阐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预防性责任的基础理论,明确其请求权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167条。再次通过立法层面和风险预防体系下,解读重大风险的范围,得出环境重大风险的认定应该从生态环境损害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两方面进行规范化标准制定;通过区分证明责任倒置和法律推定,得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预防性责任因果关系应该属于证明责任推定;通过环境保护禁止令的适用情况,总结行为保全框架下禁止令制度在程序构造上存在局限性和效力的有限性两大问题,为下一步研究提供方向。最后,在损害认定方面,既要从精细风险和明确重大风险的判断标准两方面入手,又要做到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落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植物名录等。在因果关系方面,原告应该证明危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关联性,此时关联性证明标准达到大致可能性的程度即可。在预防性责任适用范围方面,厘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适用范围,并主张在判项中增加具体的预防性措施。同时,主张设立独立的环境保护禁止令程序,推动禁止令在司法环境救济中的适用,与预防性责任共同实现预防功能。

关键词： 跨境企业集团破产   管辖   实质合并   程序合并   程序协调  

摘要： 随着跨境企业的集团化发展,跨境企业集团破产的处置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难题。针对该问题,学界存在实质合并、程序合并与程序协调的不同处置方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企业集团破产示范法》与《欧盟破产条例(第2015/848号)》均采取了较为温和的程序协调方案,未否定针对同一企业集团的平行管辖。然而,在戴斯特与北电网络等跨境企业集团破产案件中,法院对程序合并与实质合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尝试,我国法院在境内企业集团破产案件中也有相关经验。跨境企业集团破产中,企业集团价值最大化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破产法目标均有赖于程序的效率与公正的实现,选择程序协调路径时需要考虑这些因素。本文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北电网络集团破产案的分析,该案中存在针对企业集团的多个平行破产程序,统一处置了企业集团的部分业务线和知识产权,对其处置收益采取了“修正的按比例分配”路径,程序上应用了联合听证和跨境破产协议,希望能够借本案导出后续章节中有关跨境企业集团破产管辖权和程序协调路径的问题。第二部分厘清跨境企业集团破产中的概念,并说明跨境企业集团破产相较于境内企业集团破产和普遍意义上的跨境破产案件而言的特殊性。第三部分是对跨境企业集团破产管辖权的讨论,该部分讨论了平行程序的存在及其合理性、“企业集团主要利益中心”概念的可行性以及实质合并与程序合并的跨境企业集团破产处置方案。第四部分对比讨论企业集团破产平行程序间的程序协调方案,从程序效率与程序公正的角度出发,对比任命同一破产管理人、设立一个集中的协调程序以及通过跨境破产协议等促进法院间交流三种方案的利弊。第五部分基于我国当前在跨境企业集团破产管辖与协调方面的立法与司法现状,尝试给出优化跨境企业集团破产管辖与协调的方案,建议确立企业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的破产管辖标准,以“承认各集团成员主要利益中心所在地的破产主程序管辖权、在平行程序间进行程序协调”为一般规则,程序合并与实质合并为当事人自愿情况下的例外;同时,深化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的合作,关注涉离岸法域的跨境企业集团破产的特殊问题,保护境内债权人的期待利益。

关键词： 简易程序   简易破产程序   民事诉讼程序   程序构建   破产法  

摘要： 简易破产程序,又称为“小破产”,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基本事实清楚、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债权人人数较少以及破产财产少的破产案件时所适用的一种简易程序。该程序相较于现行破产法中规定的普通破产程序,具有高效、便捷的特点,更符合简单类型的破产案件适用,从而避免由于程序的繁琐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小微企业和自然人提供了破产退市的程序保障,符合当代司法改革的要求。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其中简易破产程序构建正文部分共有四章。第一章为简易破产程序的概述。本章首先提出了简易破产程序的概念和特征,明确了简易破产程序是独立于普通破产程序之外的一种新程序,并介绍了简易破产程序的原则,要求在保障程序高效的同时实现程序公正。然后对简易破产程序的价值基础进行了分析。从我国引进简易破产程序的争论着手,探讨了不同观点的优劣。再从繁简分流、缓解执行压力、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完善破产法律体系四个方面,论证了我国建立简易破产程序的必要性。最后,从民事诉讼法的指引、普通破产程序的保障和现实基础条件的奠定,三个方面探讨了简易破产程序在我国设立的可行性。第二章为我国在简易破产程序方面的探索。首先梳理了简易破产程序在我国立法方面的实践探索历程,再对从各地区的司法实践出发,梳理了历年来我国各地人民法院在探索简易破产程序的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果。其次,分析了简易审理在实践中存在的适用主体范围过窄、简易审理相关规定粗糙、相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的问题。第三章为域外地区简易破产程序的立法参考。本章内容主要论述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地区在简易破产程序设置上的不同,包括适用标准、启动模式等内容。具体介绍了三种适用标准:破产财团价值总额标准、债务人所负担的无担保债务总额标准、混合标准。两种启动模式:职权主义和当事人自治主义。以及通过对比其他不同的规定,整理出可适用于我国适用的经验,为构建简易破产程序指明了方向。第四章为简易破产程序的具体构建。该章内容的设置建立于全文的论证基础之上,将优秀的域外经验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让简易破产程序的内容更具有本土化特色。在制度设计上主要包括了简易破产程序的适用范围、管辖法院的审判层级和组织形式、程序的启动、终结与转换、相关程序期限的缩减、其他程序性事项的简化和程序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