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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土地复垦公益诉讼   合作博弈   诉讼主体   诉讼证据规则   诉讼裁判规则  

摘要：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我国公益诉讼由局部试点到全面推行的确立。土地复垦公益诉讼即是公益诉讼中具有表征性的子领域。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面对粮食、能源、供应链以及其他生产建设等重大风险领域,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促使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发生根本性好转。要解决粮食安全、生产建设用地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有效开展土地复垦是必要手段。土地复垦公益诉讼研究的是土地复垦领域引发的行政公益诉讼,在厘清土地复垦案件相关问题的基础上,尝试探寻整个行政公益诉讼共性问题的解决路径。诉讼具有天然的对抗属性,作为客观诉讼的公益诉讼与主观诉讼具有诸多差异性,同时诉讼目的的不同也决定了公益诉讼不能完全走向对抗。以互动协商为特性的合作博弈理论恰好调和了公益诉讼参与主体之间的对抗性问题。土地复垦公益诉讼旨在通过合作博弈的视角,将诉讼主体置于合作博弈场域。在诉讼的各个阶段,诉讼主体作为合作博弈参与者,因维护公共利益以及衍生的其他利益具有根本的一致性,促使其在集体理性的驱使下,达成维护土地公共利益的共识。根据土地复垦监管部门对检察建议的整改落实情况,可将土地复垦公益诉讼划分为诉前博弈和诉讼博弈阶段。但无论处于何种阶段,土地复垦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都在于以客观合理的现实条件,最大程度达成共同维护土地公共利益的目标。 通过厘清合作博弈的范式演进和土地复垦公益诉讼的规范内涵,明确博弈的基本要素,包括参与者、参与者的策略或行动、参与者的收益;博弈的基本类型,包括凸显个人理性的非合作博弈以及集体理性下的合作博弈。土地复垦公益诉讼的合作博弈分析主要包括土地复垦公益诉讼主体、证据规则和裁判规则。以土地复垦典型案例为分析对象,根据土地复垦的类型,将土地复垦案件划分为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案件、历史遗留和自然灾害损毁案件。这些典型案件在土地复垦公益诉讼的主体样态上表现为凸显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行政机关的监管管理职能;在证据规则样态上表现为举证责任分配不明以及调查取证运行机制低效;而在裁判规则样态上则表现为裁判模式的同质化以及裁判结果扩张性不足。基于典型案例梳理出的共性问题,可通过土地复垦监管部门制定整改方案和评估整改效果以落实检察建议。同时,在充分考量影响举证责任分配因素的前提下,构建由无序到有序的公平举证责任分配制度;为了克服证明标准具有价值倾向的缺陷,尝试构建统一适用的土地复垦公益诉讼证明标准。通过比较分析规则裁判模式和结果裁判模式,综合合作博弈视域下土地复垦公益诉讼的规范特性,引入商谈裁判模式作为土地复垦公益诉讼的理想裁判模式。针对裁判结果扩张性不足的问题,对裁判结果进行规范扩张,以增强裁判结果的可履行性,最终为推动土地复垦制度的发展以及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提供全新的视角。

关键词： 恶意串通   代理人   相对人   证明责任  

摘要： 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的效力及其相关问题在我国一直存有争议。要回答效力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的性质。其性质若为代理权滥用,则为有权代理,代理行为并非当然无效;若为无权代理,则属于效力待定;若为虚伪表示或者违反公序良俗,则属于无效。单一的学说不能做到全面的解释,只有将各种学说综合起来,才能反映出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的性质。其次,必须明确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的构成要件及其证明责任。在构成要件方面,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要求主观上意思表示与内心真意相一致而非虚假,且客观上要求恶意串通行为造成了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实际损害而不是损害的可能性。在证明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行为存在时,不能采取相对单一的判断标准,应结合最新出台的《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3条规定及司法实务中的经验,综合多方因素进行整体考量。同时需要引入并完善司法推定制度,以适当减轻被代理人面临的举证压力,增加代理人与相对人需承担的证明责任,同时尽可能的发挥法官在此证明过程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性质的各种学说,宜将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所为的民事法律行为认定为相对无效,将决定行为效力的权利交由被代理人,如此既尊重被代理人的主观意愿,也与其自身性质更为相符。

关键词：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行政裁决制度   行政权   民事纠纷  

摘要： 行政裁决制度是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该制度具备专业性、高效性、便捷性等优势,而在社会解纷需求日益繁复的背景下,完善与发展行政裁决制度成为了进一步满足现实解纷需要、缓解司法机关案件压力的重要方式,也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必然路径。同时,我国也具有发展该制度的社会基础与现实需求。然而,在厘清行政裁决制度理论争议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其现状可以发现,该制度的运行陷入了困局,目前仍存在行政机关实施裁决主动性不强、实践中适用范围相对狭窄以及公众对该制度认知不足等问题,不仅使得制度的预期功能难以发挥,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其发展。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裁决制度本身具有多方面的不足与问题,包括立法表述与适用范围明确性不足、缺乏统一程序性规定且救济途径不明和行政裁决主体设置难以满足实际需要。因此,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完善。首先,应当进一步提升行政裁决制度规范明确性,严格规范行政裁决立法表述并明确制度适用范围,减少适用时的误解与分歧。其次,应当健全行政裁决制度程序,不仅要完善相应程序性规定也应明确救济途径,同时建立行政裁决告知制度与听证制度,以保障当事人权利。最后,优化行政裁决主体设置,在设置专门性行政裁决机构的同时也应当进一步加强行政裁决人员专业化建设。

关键词： 圆周角定理   应用   线段   判断   证明  

摘要： 圆周角定理是每年中考必考的一个基本知识点，在解决平面几何的求值、判断、证明、综合等相关问题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本文中结合实例，就圆周角定理的应用加以实例剖析，有效指导数学学习与复习.

关键词： 图书馆   阅读推广   基本原则   层级目标  

摘要： 图书馆阅读推广类型多样，活动主体的理念与能力存在差异，导致阅读推广价值取向多样化。图书馆学应当对阅读推广基本原则有清晰的定位，并确立由阅读推广基本原则派生的服务目标。文章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目标自下而上分为五个层级：公众满意的阅读推广、可持续发展的阅读推广、促进阅读与学习的阅读推广、包容性服务的阅读推广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阅读推广，并讨论了不同层级目标的评估问题。

关键词： 行政诉讼   简易程序   适用范围  

摘要： 1989年我国颁布的《行政诉讼法》未规定简易程序,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在全国设立试点法院,2014年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增设了简易程序的规定。立法者的本意是想借简易程序实现繁简分流,以缓解行政案件大幅增多的情况。然而在实践中,除了新增设简易程序那一年简易程序的适用率比较高,往后几年则呈断崖式下降,并未实现立法设立简易程序的初衷。究其原因与《行政诉讼法》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存在瑕疵分不开。对《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简单行政案件实质标准的判断,缺乏较为准确的衡量准则。在简单行政案件下法条所列举的案件类型的规定也不具有合理性,“当场做出的行政行为”“案件金额在两千元以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不是在同一标准下对案件做出的分类。由于简单行政案件的实质标准缺乏较为准确的衡量准则和简单行政案件类型规定的不合理,不同的法院对此条文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实践中法院对简单行政案件的认定非常混乱,还有的法院为了防止出错直接弃用了简易程序,导致了简单行政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未得到有效落实,加之当事人各方协商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动性不足,现行行政诉讼立法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与司法实践是脱节的。因此,应当准确细化简单行政案件的实质标准,取消简单行政案件类型的规定,有效落实简单行政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提升当事人各方协商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动性,让简易程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真正实现行政案件繁简分流的目的。

关键词： 在线行政许可   证明责任   行政程序证据   证明责任分配  

摘要： 证明责任是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核心问题，其中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尤为重要，即从立法者角度在当事人之间分配证明责任，划定权利与义务。我国数字法治政府的建设推动了行政许可程序的变革，行政许可程序呈现新的样态，在线行政许可程序的出现与发展也将促进行政程序证据制度的跃迁。相较于线下许可程序，在线程序虽只是对其进行了优化、改造，但仍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在线行政许可程序对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要素带来了影响，在线模式呈现出相对人需要证明的对象减少、行政机关提供证据的能力加强、行政机关举证更为便利，以及行政机关的举证方式与所得利益不一致等特点。基于在线行政许可程序的特殊性，仍然移植适用线下许可证明责任必将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会产生矛盾冲突，因此有必要构建在线行政许可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进一步明确在线行政许可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证明责任。其中，行政机关因职权承担的证明责任增加，而相对人证明责任随之减少，但在举证方式与所得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保证相对人提供证据的权利也极其重要。

关键词： 林权纠纷   诉源治理   调解  

摘要： 201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中明确将诉源治理作为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2021年2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笔者对G省多个地区的诉源治理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各地都在积极推进诉源治理工作,同时也注意到C县的林权纠纷相较于G省其他地区比较具有特色,呈现为多发、易发且难以处理的特点,因此笔者选择对C县的林权纠纷诉源治理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在分析该县林权纠纷诉源治理工作的具体情况基础上,探究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措施。 文章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绪论,介绍选题的缘由与意义,诉源治理和林权纠纷的国内研究基本现状。第二部分,通过对C县林权纠纷诉源治理工作开展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探究,将调研过程中得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并分析。第三部分,分析C县林权纠纷诉源治理工作中存在的四个问题:一是林权权属证明材料难以确认困境;二是林权纠纷调解保障机制不健全;三是林权纠纷解决法律规范存在滞后性;四是对林农的普法工作不到位。第四部分,对C县林权纠纷诉源治理工作提出四个完善建议:一是破解林权权属证明材料难以确认困境,需要划清四至界限与明确边界、鼓励登记错误权利人重新确权登记;二是完善C县林权纠纷调解保障机制,需要建立专业性的林权纠纷调解组织、加强行政调解人才队伍建设和完善C县林权纠纷诉源治理一体化建设;三是完善C县林权纠纷调处法律规范,需要实现一般性林权纠纷法律规范体系化建设与实现C县林权纠纷调处法律规范化;四是需要加强对林农的普法工作。文章最后是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并表达了笔者对C县林权纠纷诉源治理工作更好地开展期望。

关键词： 监察留置   刑事诉讼   强制措施   规范程序  

摘要： 《监察法》的制定和施行,是我国为治理公职人员腐败以及全面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而出台的一部重要法律。《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可采取十二项调查措施。其中“留置”措施已取代以前“双规”、“双指”等措施,成为各级监察机关工作人员认为被调查人的行为可能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或构成职务犯罪时,在依据监察法进行调查取证时,根据案件情形依法采取的具有强制剥夺和限制被调查人自由的强制措施。在对被调查人采取监察留置后,如认为构成职务犯罪,且需对被调查人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现行法律规定监察留置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方式为采取先行拘留作为过渡措施,但先行拘留如何适用目前仍有进一步细化的研究方向和意义。需对留置措施发展及性质等方面进行概述分析并指出不足,并对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现行衔接方式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通过理论细化促使留置措施及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等各方面更日趋完善,在治理公职人员腐败的同时也防止监察机关权力无限制扩大。

关键词： 调解   警民联调   运行机理   协同治理  

摘要： 近年来,我国各类矛盾纠纷逐渐增多,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等特点。在“大调解”的背景下,全国公安机关积极采取多元途径化解纠纷,然而仅靠公安一己之力难以将每个矛盾都完美化解。警民联调是人民调解制度和治安调解制度的有机结合,作为一种新兴的联合调解,具体是指公安机关根据警务工作的需要,协同人民调解员等各类主体,在公安派出所或其他场域共同进行矛盾纠纷化解的一项专门工作。警民联调经历了基础期、成长期、发展期三个历史阶段,其主要特征包括协同性、合法性、自愿性、公平性、权威性、灵活性。当前,部分地区警民联调实践存在着业务虚化、依据缺乏、程序失范以及主体失衡的运行困境。 对此,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在协同治理理论和社会动员理论的指导下,以J市z派出所警务实践为例分析警民联调的形成机理、运作机理及其运行效果。其形成机理在于传统调解适用阻滞以及警民联调的运行优势。其运作机理包括起始条件、催化领导、制度设计、协同过程四个维度。其运行效果表现在减轻勤务压力、提高调解效率、优化警民关系。基于该案例,对于警民联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创设起始条件、发挥组织优势、完善制度设计、优化协同过程四个方面进行路径优化。创设起始条件应当共享信息资源、善用社会动员;发挥组织优势应当做到党委政府统筹协调、公安机关全程主导;完善制度设计应当加强顶层设计、明晰调解程序、健全激励机制、扩大解纷范围;优化协同过程应当促进交流沟通、催化协作认同、加大过程投入、综合协调各方,以此形成警民联调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