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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众筹   个人求助   法律规制   救济机制  

摘要： 个人求助网络众筹是新时代下,利用互联网高效便捷的优势发展起来的一种“个人+网络+慈善”的新兴众筹模式。在互联网时代的推动下,慈善的形式和场景变得更为丰富多元,超越了传统慈善的局限,展现出巨大的创造性和发展潜力,但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络众筹作为求助途径,该模式也暴露出诸多问题,诈骗、骗捐负面事件频繁被曝,人民对社会的信任危机日益严重。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将以2019年度民商事十大典型案例之一的莫春怡“骗捐”合同纠纷案、水滴筹“扫楼筹款”案以及2023年四川成都遭恶犬咬伤女童家属众筹案这三个典型案例为切入点进行概述和分析,梳理出三个案例之间的逻辑关系,全面地反映出了当下主要有以下三个核心问题:第一,立法问题,即对于个人求助网络众筹活动缺少针对性立法;第二,信用问题,即由于求助信息的不确定性、网络众筹平台的形式审查以及捐赠者的信息获取未得到切实保障而引发的信任危机;第三,实践环节的问题,即前置程序中缺乏对发起人及发起事由的监管,平台运行中平台监管模式不明、缺乏资质认证、信息审核与披露机制,以及对后续筹款的管理与使用中,众筹款滥用现象频发、缺乏对剩余资金的处置监管等各个实践环节中面临的问题。 针对现阶段个人求助众筹环节中面临三大核心问题,立足我国个人求助网络众筹的发展现状并借鉴以美国、英国、法国为代表的域外国家慈善法的相关规定及优秀实践经验,(1)针对立法问题:第一,建议由民政部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制定专门的部门规章;第二,建议适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以提供更加明确和具体的法律指导。(2)针对实践环节问题:第一,在发起程序中,提出建立发起人资格认证机制、限定发起事由、厘定信息披露范围;第二,在平台监管机制中,提出建立平台资质认证机制、披露机制、明确平台监管模式;第三,在剩余众筹资金的管理中,提出明确平台资金管理义务、完善监管等相关法律意见,不断完善我国个人求助网络众筹各个环节的运行制度,引导和规范个人求助网络众筹,重塑公众对个人求助网络众筹的信心,以促进其健康、长久地发展。

关键词： 环境公益诉讼   流域保护   诉讼主体   修复效果   社会影响  

摘要： 本研究报告通过系统梳理分析2015—2021年，长江流域四川省、湖北省、江苏省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裁判文书，考察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长江流域三省的开展情况。通过分析比较三个省份开展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的起诉主体、被告类型、被诉行为、救济方式等内容，初步探究环境公益诉讼在三个省份实施当中呈现出来的特点。同时，报告也针对三省共同存在的原告类型单一、生态环境修复效果不确定以及社会关注度低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明知故意   证明责任   刑法规制  

摘要：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正式通过并颁布施行，增设了二百八十七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此后，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经历一个明显的变化。该罪从设立之初的沉寂，陡然跃升为了现如今的实践第三大罪名。但帮信罪在适用数量上的激增，却并不必然导致适用质量上的成熟。研究发现，帮信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证明过程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现象，尤其是对该罪“明知”的证明，问题尤为突出。作为认定行为人成立帮信罪的两个主要构成要件之一，“明知”的证明情况事关罪名的成立与否，因此，认定行为人是否成立帮信罪的必要前提之一，是完成对行为人具有帮信罪“明知”的证明。但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围绕帮信罪的“明知”还存在认定标准不统一、证明程序缺失、证明方法简单粗暴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的正当性，也进一步冲击着司法的文明性、权威性。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从实践与理论两个角度切入、分析，以期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本文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展开，主要考察实践中对帮信罪“明知”内涵所采取的认定标准和对“明知”的证明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以此明确问题现状。研究发现，司法实践对“明知”的认定标准虽未达到部分学者所言的“肆意妄为”的程度，但整体来说，入罪的门槛确实相对宽松，且各地的标准也存在不统一的情况;就“明知”的证明方式来说，整体上所采取的仍然是传统的证据证明方法，但证明与说理的过程较为粗糙。另外，经研究发现，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在帮信罪“明知”证明过程中采取“推定”的方式，虽然在理论上饱受诟病，但在实践中应用的比例并不高，且在提及“推定”的个别裁判文书中，对推定的说理和运用并不符合传统理论的逻辑规范。在明确问题后，本文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进一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本文认为，帮信罪“明知”证明中的不规范现象由多重因素导致，但最大的症结在于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政策要求与实践证明困难的掣肘下进行的妥协式处理。因此，本文认为，解决帮信罪“明知”证明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要关注证明程序的规范，还应当注意解决“明知”证明难的问题。　　为此，本文考察相关理论，明晰对帮信罪“明知”概念内涵的不同见解及理由，以及对“明知”证明困难、证明程序不规范等现象提出的建议和看法。并进一步通过规范的梳理和解读，结合实践案例，从认识论上正本清源，厘清误区。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帮信罪“明知”的程度应当限定于一个相对严格的标准，即包括明确知道以及推定知道;“明知”的范围应当限定于狭义的刑事违法行为（即犯罪行为），但评价的角度应当基于被帮助的行为的整体进行评价;就“明知”证明而言，在证明过程中不应当极端排斥推定方式的适用，但不否认司法实践对推定方式的适用存在不规范的现象。同时，本文认为，已有的司法解释对帮信罪“明知”推定方式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是否需要制定更符合当下实践需要的规则，值得讨论。　　基于上述的研究和考察，本文于第五部分尝试就帮信罪“明知”的证明提出合理有效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认为，推定的方式目前仍然是解决帮信罪“明知”证明困难的主要手段，但需要进行一定的适应性转变，可以尝试从实践应用和规范制定两个维度双管齐下。其次，从具体的证明过程切入，主张通过对相关概念精细化的设置，规范以往浑水摸鱼式的粗糙证明过程。最后，本文认为“明知”作为主观方面的认识要素，本身就是对复杂的客观事实的反应，以同一的标准去要求行为人对不同的要素的认知程度，并不十分合理，因此，可以借鉴要素分析模式的思路，对帮信罪“明知”作更加微观的要素区分以匹配不同的认知标准，这样的认定方式也更加符合客观实际。

关键词： 民事重复起诉   当事人   诉讼请求   诉讼标的  

摘要： 民事重复起诉的问题一直以来就是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的难题，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其中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次对重复起诉做出了规定，但无法完全解决我国重复起诉的问题。本文第一部分通过三个案例引入民事重复起诉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阐述了民事重复起诉的识别要件；第三部分给出了防止重复起诉的发生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 调解   赋强公证   执行证书  

摘要： 本文先论述赋强公证的定义及赋强公证助力民商事调解的依据，然后从“民事调解+赋强公证”“商事调解+赋强公证”“金融调解协议+赋强公证”三大方面论述赋强公证在民商事调解中的应用，最后论述赋强公证在民商事调解中的挑战与应对。

关键词：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特别程序   立法完善  

摘要：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是从普通程序中分化出来的类似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的诉讼程序。随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发展,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程序上逐渐形成了一些特别程序规则,如原告主体资格、管辖、证据与证明、诉讼费用规则、预防性程序规则。由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规定散见于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规范性文件中,法律适用非常不便,亟需从系统化、体系化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将《检察公益诉讼法》(或《公益诉讼法》)纳入专门立法进程。因此,从立法角度研究如何统合零散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规则十分必要。 为适应社会纠纷和权利保护的多元需要而不断分化是民事程序发展的必然趋势。民事程序得区分为诉讼程序和非诉程序,诉讼程序又分化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略式程序,而普通程序则分化为一般普通程序和专门特别程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就属于这里的专门特别程序。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在程序目的与价值、受案范围和特别程序规则等方面区别于普通程序,按照程序法原理中的程序相称原理和程序分化原理,以及程序性环境权理论,其已经具备了程序分化的条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规则具体包括原告主体资格、管辖、证据与证明、诉讼费用和预防性程序规则等。 我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立法呈现出程序规范嵌套于普通民事诉讼法中、程序立法规定简要概括和司法解释构建程序制度三个特点。其在运行中则表现出以下特点:原告以检察机关为主、以社会组织为辅,管辖法院以中级法院为主,基层法院通过裁定管辖获得管辖权,全国环境审判机构平均受案量介于二至三件,举证责任以预防性与救济性区分适用不同标准,诉讼请求主要体现为预防、恢复、赔偿三种类型,诉讼费用高昂,裁判结果既有救济性裁判又有预防性裁判。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在宏观层面,现有立法系统性不足、规范性文件散乱、司法适用困难,特别程序立法亟需系统化;在微观具体规则方面,对社会组织限制过严、排除公民原告资格,分散的管辖体制不利于提高案件审理质量,原告在收集证据和举证时面临现实难题且难以承担过高的诉讼费用,同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预防性功能,但目前对于预防性裁判无客观标准。 完善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基本思路为对现行特别程序规定进行系统化整理,制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法》;具体措施应当从扩宽原告主体资格、建立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制度,完善证据与证明规则,构建独特诉讼费用制度和建立预防性裁判的客观标准五个方面健全具体特别程序规则。

关键词： 检验义务   检验期限   证明责任   法律后果  

摘要： 买卖合同纠纷在我国民事纠纷中较为常见,其中买受人检验义务纠纷是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律对此进行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620条—第624条规定了买卖合同中买受人的检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2条—第14条是在《民法典》基础上进一步对合理期限的确定、违反检验义务的法律后果等进行了规定。我国法院对买受人检验义务纠纷裁判均以上述法律规定为依据,但是在司法适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以文献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分析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通过梳理案件总结出司法裁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买受人检验义务基础理论概述,主要内容包括买受人检验义务的概念界定、法律性质、内容、法律规范梳理。首先,通过对买受人、检验义务、瑕疵等概念进行界定,明晰买受人检验义务的基础概念。其次,从法律性质上来看,检验义务属于不真正义务,违反义务需承担不利后果而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另外,检验义务的内容是指买受人在履行过程中需完成的各种事项,即在检验期限内以某种形式将质量异议通知出卖人,这是认定买受人是否履行检验义务的基础。最后,本文对国内外有关检验义务的法律规范进行简要梳理,发现目前法律规范层面存在的不足。 第二部分为买受人检验义务实证考察,拟通过对案件的梳理、总结,归纳我国法院的裁判思路。本文选取了2019年—2023年关于买受人检验义务纠纷的456份二审判决书,从样本数量、地域分布、争议焦点等情况对判决书进行了简要梳理,接着从合理期限的认定、提出异议形式的认定、证明责任分配现状、违反检验义务的法律后果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通过上述案例,本文发现不同法院在认定合理期限和提出异议的形式认定方面存在不同意见。从证明责任分配现状来看,买受人一方承担了主要的证明责任,而出卖人几乎无需对标的物质量问题承担证明责任。从违反检验义务的法律后果来看,法院直接驳回买受人诉讼请求的略多于由买受人承担全部证明责任的。 第三部分为买受人检验义务规则存在的法律问题,根据前文的法律规范梳理和司法裁判现状,本文总结出买受人检验义务存在的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检验期限的认定标准不完善;二是买受人是否须按约定形式提出异议尚不明确,从而导致司法裁判的混乱;三是买受人证明责任过重,买受人一般需承担关于标的物质量问题的证明责任,而出卖人一般无需承担证明责任。另外,案件事实的认定完全依赖买受人的举证情况,加剧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不合理。四是违反检验义务的法律后果不同,买受人违反检验义务后,法院可能会直接驳回诉讼请求,也可能会判决由买受人承担全部证明责任。 第四部分为完善买受人检验义务规则的建议,主要针对前文分析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本文提出了四项完善建议:第一,完善检验期限的认定标准;第二,明确买受人不必严格按照约定形式提出异议;第三,合理分配诉讼中买卖双方的证明责任,如实施合理期限内的证明责任倒置,并采纳出卖人自认事实,鼓励法院主动依职权调查。第四,司法中统一认定买受人违反检验义务的法律后果,在买受人已经超过最长二年期限或约定的一年质保期时法院可直接驳回买受人的诉求,当买受人未过分超过合理期限时,判决由买受人承担全部证明责任。

关键词： 教学评一致性   高中英语教学   优势   基本原则   实践策略  

摘要： 教学评一致性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将教学、学习与评价三个环节进行整合，使得教学更加连贯。高中英语教学内容繁杂，且授课时间紧张，如果采取传统单课时的授课方式，非常容易让学生处于零散学习的状态。基于教学评一致性的英语教学，可以帮助学生系统化地整理英语知识，实现学习效率与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其在高中英语教学的优势，接着明确了基于教学评一致性的高中英语教学的基本原则，最后重点论述了基于教学评一致性的高中英语教学实践策略，旨在为高中英语教师提供有益参考，推动教学质量提升，助力学生英语综合素养发展。

关键词： 行政黑名单制度   行政过程论   合法性框架   救济机制  

摘要： 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在实践中行政黑名单制度已经被行政机关运用于各个领域,通过对失信行为人进行规范、约束其行为和权利,达到规范社会秩序和建立守信社会的目的。随着政府简政放权、加强监管和优化服务的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关键阶段。这要求行政机关进一步提升治理能力和监管水平,提高创新监管和完善治理水平从而更好地发挥信用的基础性作用。 随着行政黑名单制度在食品药品监督、文化旅游管理、环境治理等方面的不断延伸,这项制度存在着滥用的风险。同时,由于行政黑名单法律性质并不清晰,相应法律依据层级较低,导致了在实践中出现过度惩罚、标准不明以及获得救济途径受阻等情况,阻碍了整个制度的体系化建设和相关机构的部署安排。当前学界对其进入了深入研究,但法律性质观点并不统一。主要学说有行政处罚说、行政强制说、行政过程论等,这些观点都有其优势,但也存在缺陷,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生活,容易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当前的行政法理论无法解决行政黑名单的性质定位,可以结合行政黑名单的规制对象、设立主体以及救济途径,通过梳理行政黑名单制度的发展过程,运用行政过程论概括其性质。基于该理论,行政黑名单制度有以下几个环节:拟列入、列入、公开和惩戒等,它们彼此相关,构建出了行政黑名单制度的全过程。 本文立足于行政黑名单制度的发展现状,对行政黑名单制度的法律性质进行定位。分析行政黑名单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三个实践困境,事前制度供给不足、事中执行模糊、事后权利救济设置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首先要构建合法性框架,包括形式合法和实质合法;其次是要完善执行方式,统一列入标准和完备公示程序,明确陈述申辩权利和畅通诉讼复议渠道,以及完善退出机制;最后通过备案审查制度加以监督,实现对行政黑名单制度的全面规制。

关键词： 离婚损害赔偿   忠实义务   兜底条款   诉讼主体  

摘要： 婚姻的和谐稳定本质在于夫妻双方彼此忠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思想的开放,我国的传统婚恋文化受到了严重冲击。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离婚现象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夫妻间的不忠行为,如通奸、非法同居等违背忠实义务的情况,已成为导致婚姻破裂的重要因素之一。《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忠实”,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又对该法条的可诉性予以了否定。对于配偶的违反忠实义务行为,无过错方只能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诉讼来寻求救济。《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在规定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上,新增了“有其他重大过错”兜底性条款,体现出我国对离婚夫妻中无过错方权利保护的重视,也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得到了更好的完善。但该条款在适用上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没有明确重大过错的认定界限,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于通奸、出轨等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行为的认定不同,导致审判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现象较多,无过错方权利难以得到保护。因此,为了实现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适用,展开对这一制度的司法实践研究并提出适应性改进措施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为研究对象,以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离婚损害赔偿案件为研究重点。运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首先,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夫妻忠实义务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梳理关于夫妻忠实义务的学理性争议,将研究焦点限定在贞操义务这一狭义忠实义务范畴内。其次,再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所载真实案例进行统计,将这些案例中涉及因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而引发的离婚损害赔偿问题作为研究的突破口,对此类案件的案情及法院的判决结果进行梳理,根据统计结果并结合样本案件中的典型案例,整理出此类案件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三个主要争议点,即对于违反忠实义务事实的认定范围是否过于限缩;离婚损害赔偿主体限定范围是否过窄以及法院对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支持率是否过低。结合我国的立法司法现状和理论知识对争议点进行剖析,挖掘出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第一,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离婚损害赔偿审判中缺乏法律依据,包括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定情形界定不明和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额无明确裁量标准;第二,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离婚损害赔偿适用主体范围过窄,包括过错程度较小一方的请求权不被支持和第三者被排除在离婚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之外;第三,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无过错方举证困难,包括证明标准过高和举证责任分配不均。最后,对上述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形成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以后,再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理论以及参考日本、法国和美国在夫妻忠实义务领域的相关立法,探讨了一些相应的解决路径,并提出增设和补充夫妻忠实义务的条款、明确精神损害赔偿金额的适用标准、将过错程度较小一方纳入请求权主体范围、将第三者纳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范围和放宽无过错方的举证责任的针对性建议。 希望通过对完善违反忠实义务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对夫妻忠实权利的保障,平衡夫妻双方的利益,实现法律的正义性;可以为法官在审理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离婚损害赔偿案件时提供参考,做出更公正合理的判决;可以对第三者和过错方形成震慑,增加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代价,减少“出轨”事件的发生,降低离婚事件的发生率,从而更好地促进婚姻、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