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形式标记
飞鸟集
风格
英汉翻译
比较
摘要：
形式标记理论是风格标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借助语言符号体系认识风格,为传递文本风格提供了可能,是翻译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据前期研究成果显示,形式标记理论曾被广泛应用于小说、戏剧等文体的翻译研究中,但极少有学者探究其在泰戈尔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就《飞鸟集》而言,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译者因素,而相对缺少对其风格及其翻译的研究。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本文选取郑振铎、吴岩、冯唐的《飞鸟集》汉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从词语标记、句法标记、语域标记、以及修辞标记层面进行对比分析,探究传递形式标记的方法,对比翻译效果,分析造成差异的原因,试图为泰戈尔诗歌的风格翻译研究提供新视角,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风格再现提供帮助。研究发现,在词汇层面,《飞鸟集》的古典风格及宗教风格体现在古代英语词汇以及与宗教相关的词汇中。由于白话文的推广,三位译者均对古代英语词汇进行了淡化式处理,并选用不同类型的词汇进行了风格补偿。吴岩对原作宗教词汇进行了对应式转换,而郑振铎和冯唐却将其重构为基督教词汇及道教词汇,转化了原作的宗教风格,译者采用不同的转换方式主要与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中国文化的地位相关。在句法层面,原文风格体现在较长定语从句及时间状语从句的频繁运用中。郑振铎及吴岩将频繁出现的定语从句转化为超长的前置定语,保持时间状语从句的后置,使译本呈现出欧化风格;冯唐则采取重构式转化,转换句法成分并将其切割为多个短句,使译文呈现出汉语句法风格,这主要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读者期待差异所致。在语域层面,原作的口语化标记主要包含于对话及独白中。三位译者在采用对应式转换的基础上,发挥译者主体性,对原文进行增译、儿化及通俗改写,使原作的口语化风格能更好地为中文读者所感知,译者采用的不同方法是不同时期社会文化背景的反映。在修辞层面,郑振铎及吴岩忠实地传递了原作中的明喻、拟人、排比及拟声。冯唐将原作中的明喻重构为意象叠加,对拟人及排比进行了极简化改写,为原作增添了冯唐诗歌的风格,这些不同的翻译选择是译者不同“忠实”标准的直接体现。综上,从形式标记角度探究《飞鸟集》的风格翻译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形式标记的翻译过程是原语作者、译者、目标读者对话的过程,受到诗学、文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译文风格的翻译不是原文风格的简单传递,而是原文风格与译者风格融合的结果。本研究的学术价值有以下几点。首先,形式标记理论在诗歌翻译中的运用拓宽了该理论的适用范围,既丰富了风格标记理论体系,又对翻译诗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其次,从实践价值上看,本研究为翻译泰戈尔诗歌提供了新视角,即通过把握诗歌中形式标记的翻译来探讨诗歌风格的传递。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本研究仍然存在不足。本研究仅为个案研究,研究结果不一定适用于泰戈尔的所有作品。其次,由于文本特点及论文容量所制,本研究仅探讨了《飞鸟集》中几种典型的形式标记,表现不明显的形式标记未涉及。另外,《飞鸟集》的汉译本众多,作者仅选取了有代表性的三个译本进行研究。关于这几方面的研究,可望在后续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